《弟子规》在古代是贤人君子们少年时代的启蒙读物吗?
海峡两岸的研究生把《弟子规》拿来做硕士论文时,都会碰到两个问题,第一,作者的生平很不清楚;第二,清代和民国时期以及解放后一直到2000年,对《弟子规》的研究文献都太少。
《弟子规》的作者李毓秀,是清代山西绛州的一位秀才,因为没有中举,也没有其他学术上或者政治上的成就,所以同时代人对于他的记录很少。台湾师范大学的刘雅苓同学在她的硕士论文里比对了各家的观点,大致确定李毓秀生于顺治四年(1647)、卒于雍正七年(1729)。东北师范大学的周明杰同学在他的硕士论文里罗列了大陆馆藏的《弟子规》的十二个版本,其中最早的一个刊刻于咸丰六年(1856),而刘雅苓同学在台湾收集到了四个版本,最早的一个刊刻于同治五年(1866)。这告诉我们两点:第一,《弟子规》在作者死后一百多年才被人们注意到;第二,《弟子规》的出版其实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是近代的事。
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历史纪年图,会发现李毓秀生活的年代和《弟子规》的出版物能在市面上找到的年代,都处于中国古代史的最尾端,所以宣传中说“古代出现了那么多贤人君子,写下那么多唐诗宋词,都是因为古人从小读《弟子规》”这是不合适的。
另外一件我觉得奇怪的事情是,不管台湾还是大陆,所有人要证明《弟子规》曾经很流行,就引用这句话“《弟子规》编成后,因其通俗易懂,易于背诵,甚为普及,清代末年有的地方官府还将其定为私塾、义学的必读教材,甚至作为‘劝善’书籍,在祠堂、茶馆、书馆中进行宣讲,使其广为流传”。事实上这句话的源头是1974年3月,发表在《天津师院学报》上的《<弟子规>宣扬了什么》。作为批判文章,“广为流传”的说法有夸大和臆测的嫌疑,但是其中说“在祠堂、茶馆、书馆中进行宣讲”大概是有根据的。我在《四库大系系列数据库》9153种书里,检索《弟子规》,只找到两条文献。说明它真的没有很广为流传。但检出的一条文献说:“劳乃宣,字玉初,浙江桐乡人。同治十年进士,……任吴桥,创里塾,农事毕,令民入塾,授以弟子规、小学内篇、圣谕广训诸书,岁尽始罢”(《清史稿·劳乃宣传》)。
这两条文献对照,告诉我们,《弟子规》在最初的使用环境是祠堂、茶馆、书馆,使用对象是干完农活的成年人。这又解释了我的两个疑惑:第一,为什么我看过的所有清代诗人的自传都说自己是从论语、诗经、唐诗开蒙的,因为《弟子规》的适用范围是社会下层;第二,为什么《弟子规》里面对儿童的童真童趣没有一点欣赏的意味,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专门写给儿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