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于这种现象，国家是如何反应的呢？国家不过是当代社会结构下的地方管理者。他们在资本逻辑与当地实际状况中间充当调停者，于是有了联邦制、邦联制、联盟制度。如此前提到的，有的大型公司的体量已经可以等同于一般国家，有的银行体量之大使得我们都认为它们是“大而不倒”的。国家的角色正不断被削弱，正如马克思提到的，国家的角色就是“资本的代理人”。但我认为，马克思应该从未想象到今天局面：公司规模之大，已经与国家的体量，甚至是国家联盟之间的体量不相匹配了。资本以其自身庞大的实力，仿佛一位独立的掌权人，在国家间穿梭。

当代世界的三种典型主体性
　　我这里要说的是在这种世界结构下实际存在的三种主体性，但并不是所有可能的主体性。
　　第一种是西方主体性：它的代表是持有14%财富的中产阶级。正如我在上部分讲到的，他们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他们自我感觉很良好，这是一种历史沿袭下来的傲慢。不久前西方还是世界的主导者，通过帝国主义的武力扩张夺取了大笔财富，他们自认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创立者和守卫者。另一方面，他们也持续受到来自无产阶级的威胁。当下资本主义问题凸显，这部分人的利益可能不再受到保障了：寡头们蚕食的欲望在扩张，他们不得不在自由区耗巨资战争，而中产阶级14%的财富也很难再守住了。
　　这点就被民主政府很好地利用了，他们将中产阶级的这种恐惧不安引导向置于无产阶级的对立，而不是与政府的对立：把中产阶级的恐惧合法化，试图说服他们，恐惧的来源不在于政府的管理不善，而在于那群被遗弃者，比如在我们社会中的移民工人和他们的后代、难民、穆斯林……
　　以上是中产阶级——西方的主体所代表的主体性，现在，我们来关注那些既不是消费力也不是劳动力的人。全球化进程使得大众媒体也有了跨国性的特点，西方人的生活模式得以广泛传播。无产者们常常透过大众媒体看着别人的小资生活，直面别人的傲慢，而没有思想或政治层面的出路。造成的结果就是这群人痛苦沮丧的心理状态，混杂着艳羡和反叛。于是就有了后两种主体性，我要说的第二种主体性是对西方的向往：试图采取中产阶级的行为方式和消费方式却缺乏足够的物质能力。这种主体性带来了以下现象：首先是移民潮。第二种情况是当地的畸变，那些没有办法到达西方的人用可悲的条件生硬模仿西方人的行为方式。关于这点我们可以谈很久，简而言之，这种对西方的向往非常普遍，而它带来的影响很大，并且基本都是极具破坏性的。
　　位于北京郊区的“原乡美利坚”小区 模仿美国小镇

霭理士在多年后的自传中隐晦地记述了他们在一起的磨合，两人似乎都毫无怨言，生命的局限性反倒令他们愈发亲密理解相互同情。霭理士写道："我们所建立的亲密友谊，较之于常人的技术上的所谓‘爱侣’，要更亲密更意味深长。" 就在这种亲密与折磨中，霭理士更清晰地定义自我——"一半道德，一半艺术" 。奥利文则给出了更锐利的剖析："有一种强烈的反常存在于霭理士身上。从遇见他的第一天我就感觉到了这一点，他自己从不否认，我们常聊起这个。他只对那些反常的——不是特别的，而是病态的东西感兴趣。一定程度上他是个真正的颓废分子。"接下来一段时间，这位"纯洁、美丽、无私的兄长"给奥利文的去信常以"吻遍你的全身"结尾。九月时，奥利文动念意欲回伦敦与他重聚，霭理士便开始跑遍全城看房子。这对智力匹配、生理不匹配的情侣逐步建立起一种无损于爱情的"健康的冷淡"。十一月份霭理士去圣莱奥纳多（St.Leonards）约会奥利文，有一回奥利文让他取来显微镜，这个同样有博物学家气质的姑娘调皮好奇地在显微镜下观察恋人的jingzi。但这饶有情调的行为背后也隐藏着深刻的无能为力。

在接下来的长久岁月，霭理士和奥利文持续怀着燃烧的激情一道探索情感的深度及性的黑洞，而这一切探索都围绕着一种本质性的痛苦所进行。"性是生命中真正的圣餐" ，然而他们无法酣吃畅饮。

　2
　　纯粹理论的实验性婚姻
　　霭理士晚年写了许多关于"生活的艺术"的文章，最著名的就是那部堪称杰作的"命之舞"，书中他尊舞蹈为至高的自由艺术形式，他自己的人生也是一出不折不扣的艺术作品，不断地实验着爱的可能形式。当然作为一个艺术家，为了一睹生活之悲剧面目，他必须一试婚姻，且一般的婚姻悲剧满足不了他。
　　维多利亚时期的大量浪漫小说都是围绕着条件婚姻的悲剧展开，以财产巩固及血统维系为核心条件的旧式婚姻作为支撑稳定社会环境和虚伪节制社会风尚的重要基石，在维多利亚晚期已风雨飘摇、狂澜既倒。当社会制度面临转型，社会风潮即将转向时，传统婚姻形式的瓦解常常是爆破前的第一弹，新式男女们在最为唾手可得的情感领域释放其革命热情。也是在这社会思潮蜂拥的转型期，婚姻成为各种理论思潮的跑马场，年轻人热衷于以身试法。如果说在社会稳定期，婚姻家庭被用来负责社会最小单位的维稳，那么在转型期，婚姻家庭则用来负责社会最小单位的变革和试验。奥利文早就给霭理士下了定论，他绝不会走上十字街头，但他的革命热情空前绝后。在婚姻这场最耗人的拔河比赛中，他需要一个好对手。而伊迪丝就是一个绝对的好对手。
　　1887年，霭理士在"新生活会"(The New life)结识了当秘书的身高仅5英尺的26岁的伊迪丝。那时霭理士已在奥利文那里受到重创，尽管他们仍维持着二天一封，有时一天二封的通信。霭理士的个头高得有点尴尬，他也一直欣赏高挑的女性形体，讽刺的是他一生建立起来最亲密关系的几个女性都矮得出奇。
　　伊迪丝和奥利文一样，头一回见到沉闷寡言，像是总错穿了别人衣服的霭理士时，根本也燃不起里比多。至1890年，当她听说霭理士不久后即将来访时，恨不能回避不及。不巧的是她的佣人腿脚不灵，无法跟她出行，才勉强留下迎来了一生命运的转折。

伟大的作家都是为自己的使命而活。霭理士满怀深情地描述起他和新婚妻子在查特雷塔（Chatelet）戏院一起听贝多芬交响曲的殊胜时刻，在赞美诗的圣乐中，他狂喜往返，深刻感到自己的新生活与自己在世上的使命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伊迪丝婚后还常常回忆起那一刻她见到的他迷醉的脸庞 ，霭理士全部的狂喜并不来自于他对婚后生活的向往，而是他一手创造的极端节制的婚姻同时开始为他的使命服务。他以绝对的理性，选择了一个绝对非理性的家庭。很难说，一个同性恋妻子对于丈夫霭理士而言是一场灾难，抑或，这个独特的女性对于毕生探索"性心理学"的霭理士恰是一把打开黑洞的钥匙。"性心理学"，作为一门如入永夜的被长久压抑的最古老又最新鲜的学问，一方面它集合了祖先身上早已有之的原始问题，另一方面又需要符合不断新陈代谢的新时代精神及与之相匹配的新人类的感观比例。如此一门包囊万象，同时又滞本塞源的学问的更新，需要不止是多年的艰苦探索（霭理士耗尽一生精力完成了七卷本的《性心理学》），它的锤炼也如同干将莫邪剑的锻造，还需要甘心跳入火中牺牲的活生生的人肉药引。霭理士肉身献祭，供奉他一生唯一的一次婚姻，成为了文学使命的殉道者。
　　婚姻常常是天才的行刑场，所幸的是，在这场实验婚姻里，双方的才华和独立性完全没有被日常生活摧毁打败。伊迪丝对此是深以为豪的。她是一个自视甚高的女人，对于感情婚姻也有一番自己的见解。1861年出生的伊迪丝，从未见过自己的生母，却终身崇拜母亲，走到哪里床头都摆放着镶有母亲年轻时照片的小相框。母亲生完她不久就去世了。她被父亲和祖父抚养长大，她没有像多数单亲女孩般产生恋父情结，反而走上了与此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她一直憎恨她的父亲。而她的祖父则符合那个年代欧洲流行的恶毒玩笑中"斯拉夫好丈夫"的标准：一喝醉就带着大刀满屋子追老婆。拔树寻根下来，这些童年记忆可能是导致伊迪丝日后性取向的根源。父亲和祖父的形象塑造了她世界观中"男性"的原型，让她对于异性有了先入为主的负面印象，且这印象犹如先天记忆般植入了她感观深处，改造了她的身心结构。母爱的缺失，使得她在幻想中将母亲无限美化拔高，这种陌生化的永难满足的情感渴求，她日后只能在同性身上不断找寻。她的身体受到这股强烈渴求的牵引，在青春期开始了有别于普通女孩的逆旅。
　　布驰（Birch）医生曾给伊迪丝下过诊断书，强烈建议她不要孩子，反对她结婚。关于她性倒错的严重程度，布驰医生幽默地暗示道，他相信伊迪丝永远不会进精神病院，不过一旦她被送进去，这辈子就别想着能再出来了。

早在1914年3月，玛格丽特就创办了《女叛军》杂志，向女性传授避孕知识，此后她又创办《计划生育评论》，教育大众"孩子可是个珍贵的奢侈品"，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支付得起。曾专门写过一本《欧洲的天才》探讨人科学的霭理士，对于"优生学"向来有着青睐，他为《计划生育评论》撰写长文，阐述计划生育不仅仅是抑制人口的过度增长，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培育出更为健全的民族人种。不过，对于"计划生育"这一话题，霭理士的话很快说尽，此后玛格丽特多次邀约霭理士发表看法，均遭婉拒。似乎没有人能够逼迫他做任何他不情愿的事。玛格丽特不行，伊迪丝也不行。伊迪丝回到英国后数番劝说丈夫与自己同行前往埃克斯（Aix），1902年时伊迪丝曾在那里恢复了健康，因此她迷信重回埃克斯会使她枯木焕春，然而霭理士无动于衷。在无计可施之时，伊迪丝求助于奥利文，请奥利文出面说劝，然而这个自由的灵魂冷静地回话道："他不应当被强迫做任何他不情愿的事情。"
　　伊迪丝的情绪与胸襟貌似跟随着她病情的反复而不断变换。不久之前，她还衷心欢迎玛格丽特前来同住，并声称自己将"退至一角" 。她誓与玛格丽特结成莫逆，为了与玛格丽特会面，她重金定下了一间豪华餐厅，然而留给玛格丽特的印象却是一个"极端自私、无比苛求的女人。"及至她神经衰弱幻象四起，她开始恶作剧地在朋友们面前公然谈论霭理士那些难为情的隐私，医生建议霭理士将她送进精神病院，这让她产生了更可怕的受害症臆想。霭理士一度对玛格丽特倾诉道"我有一种感觉，伊迪丝就像是我的孩子。想到要失去她，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短暂的照顾之后，霭理士再度放弃了作为丈夫的责任。尊严丧尽的伊迪丝这一次收拾起了她无助的哭嚎，捡起她最后的骄傲，她要求彻底的剥离——离婚。多数研究者将伊迪丝最终的反抗认定为一场无谓的报复。对此，笔者并不认同。在他们的离婚约定中，伊迪丝坚持加上一条："霭理士对她的债务概不负责。"离婚，是为了让丈夫在她死后摆脱高额的债务纠缠。他们二十五年的婚姻平静完结，然而一切都没有改变，伊迪丝离婚后仍佩戴着结婚戒指，他们仍像空气一样无时无刻不存在于彼此的生命里。"美好的爱情不是爱情，而是智慧和道德。"（木心语）
　　伊迪丝在迈达山谷（Maida Vale）租下了一间公寓，其中有一间卧室空着，永远为霭理士存留。她竭力抓住生命火焰的最后一缕，为此她疯狂地工作。埃克斯公寓的客厅已被她改造成了演讲报告厅，她多次邀约霭理士来做讲演，尽管她明白他不会答应。就在这间不大的公寓里，她成立了自己的"三叶草出版社"（Shamrock Press），其最主要的印刷产品是她自己的短篇小说集《我的康沃尔郡邻居》（My Cornish Neighbours）。她的求生意志是如此之强，她甚至雇佣了一批演艺人员，决心开办自己的电影工厂。然而，她终究火烬灯熄，热力燃尽。

九月的一个星期天上午，霭理士去探望病中的伊迪丝，她还兴致勃勃谈论重去美利坚的计划。临别时，她怕传染不让霭理士吻她的嘴唇，霭理士拉过她苍白的手背亲了一亲。待他周二接到病危通知，再次赶到迈达山谷时，伊迪丝已陷入了深度昏迷。手背上的那一吻，成为了他们的最后一吻，他们一生的情爱实验最终定格在了这个"同志之吻"上。
　　在亲眼送走生命中第一个重要的女人——母亲之后，霭理士人生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哄一个女人入死。
　　早在伊迪丝驶往美利坚的大船之锚斩断以前，她已备好了数封信件留给邮差。这些提前写好的信件左上方一一备注了不同的寄送日期，邮差将按照指定顺序妥善无误地依次寄出，以确保她在海上航行的短暂失联期间，丈夫可以每隔两日收到来自妻子的问候，不至独饮孤独。没有了物理性的身体吸引，他们的化学作用却并未失效。她的爱马不停蹄。多年以后，她早已不在人间，霭理士才有勇气揭下那些陈年邮票，邮票之下标注日期的熟悉笔迹仍依稀可辨。他涕泪交纵。伊迪丝戏剧化的人生直至她死后多年也仍在她的预演中推进——诚如那些预先巧妙编注日期的短笺，在她离世之后，一封封掘开爱人的心坟。

5
　　被分享的暮年
　　希腊悲剧的天才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接受且乐于呈现矛盾与冲突，并欣然领会人生绝没有出路。伊迪丝去世以后，霭理士度过了被众多女性分享的晚年。他拒绝为任何人写序，拒绝出任公职，拒绝参与公共政治，却从不曾拒绝任何一封来自欧洲或遥远美洲的妇女来信。每天都有数量庞大的新鲜的痛苦向他涌来，等他施以援手。女人们苦闷的独白、隐秘的梦境、私藏的裸照、哭泣的灵魂，纷纷扑向他广阔的胸襟——在那片开放的墓地，男人和女人间永恒的战争被自然所拥抱，获得片刻安宁。
　　女人是霭理士一生钻研的科目。他至死热爱女性，尤其是"困难的"女性。他晚年曾在情书中，如一个爱情里的唐吉坷德般表白："正是你提供的难题，让你完美。我从未爱上过一个简单的女性。" 弗朗克斯，一个将自己的全部梦境贡献给霭理士的女人，成为了他的最后一桩事业和标本。霭理士那些叫板佛洛依德的有关梦境的著述，很多素材都来自于这一位他人生中最后的守护者。他们毫不逊色的故事，又是另一番话题，本文不再涉及。1929年初，玛格丽特·桑格写信给弗朗克斯道："我希望把你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亲爱的霭理士。"她建议弗朗克斯辞掉自己的工作，而她将担负起她损失的全部薪资，这样弗朗克斯便可全情投入照顾年事已高的霭理士。
　　弗朗克斯欣然接受了这份赠礼。暮年的霭理士，在这位带着两个儿子的法国女人的陪伴下，不辍地进行人类情感内在构成及其本质的探索。最终霭理士也没能给予她婚姻。如同怀特博士（Dr.Wright）观察到的那样，他眼中的冷酷正是他人格中真正的天使。他去世以后的声名湮灭，与二战后"优生学"被集体驱逐出学术圣殿有莫大的关联。作为鼓吹"优生学"的悍将旗手，霭理士信仰"创造最好的个体，以创造最好的文明"。他晚年对zhongzu惨案置若罔闻，并不反对将艺术审美与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于nacui有某种意义上的默许。霭理士于1939年走完自己的旅程，结束了一种美学生命，抑或辉煌人生的强烈的尝试，并未亲眼看到faxisi制造的人间惨剧。
　　"每一条路都可以深入世界的神圣神秘" ，同样，每一条罪行亦是通往秘境的幽深巷道。当审美情绪集体噤声，我们首先应当讨论的是艺术的终结。
　　"世界并非围绕着新的喧闹的创造者旋转，而是围绕着新的价值的创造者旋转，它悄无声息地旋转。" 在霭理士身后的一百年里，我们对于性的道德、性的评判、性的审美以及情感、婚姻、家庭、男性、女性的看法，已如日晷上的光线，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了巨大的位移。更多更为敏感、更难撼动的价值标准，亦已发生了难于察觉的重大旋转——只是这旋转更为迟缓。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责任编辑：赵本军 UC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