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背后（2） 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八月，朱元璋两次攻打集庆（南京），都失败了。但也有好消息，大帅郭天叙、二帅张天佑都被杀了。朱元璋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大。
　　据说，打仗前，朱元璋就知道军队出了叛徒，但还是让那两傻哥们去了（他自己当然没去），去了就被人宰了。
　　至正十六年（龙凤二年，1356年）朱元璋攻下集庆，改名应天，后来成了大明的开国皇都。得到应天后，一下子有军民五十万人来降，朱元璋一下子成了大财主。
　　但此时的朱元璋仍没有自立门户，仍做龙凤的大元帅，十万大军的大元帅。
　　这里先介绍一下江南形势。朱元璋占据应天，西到滁州、芜湖，东到句容、溧阳。西边疆界长，东边疆界短，像一个梯形。他的应天正在梯形的短边处。
　　梯形周围都是军阀：东边元将定定守镇江。东南张士诚（后来的主要对手）占领苏州、常州，转攻浙西。东北面张明鉴占据扬州。南面元将八思尔不花占据徽州、宁国。西南徐寿辉占据池州。再外围仍是军阀。
　　总之，朱元璋还是一个小军阀。四面受敌，别人动一动，他就可能被灭了。
　　但是他没有被灭，因为他还是一个轻量级人物。元朝看不上他，别的大军阀也没瞧得起他。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他北面的刘福通和东面的张士诚太能折腾了。像刘福通居然发动了三路大军，对元朝进行了全面战争。有一路竟打到了上都（在内蒙古），烧了元朝皇帝的行宫，又绕到辽东，直逼高丽。还有一路，居然打到了通州，眼看就到大都城下了。
　　元军着了急，调了大军，左遮右挡，忙着和刘福通掐架。等到快要把刘福通掐死时，自己也被掐得只剩一口气了。而朱元璋北边刘福通，东边张士诚，西边徐寿辉，三大卫星守着，元朝主力根本没法打。
　　朱元璋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开始大展拳脚。先取了镇江，拔了眼中钉。接着，长兴、常州、江阴、常熟、池州、徽州、扬州。短短一年，眼皮子底下的据点统统落到了朱元璋手里。应天周围再无大忧。
　　这时的朱元璋已经鸟枪换炮了。东边堵住了张士诚，西边接壤徐寿辉，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和平相处（仍旧不敢主动招惹）。北边是刘福通、小明王，还是名义上的上司，更无危险。
　　朱元璋决定先打东南，浙江东部的元军。虽然是元朝的正规部队，却有一个特点:孤立无援。死定了。
　　朱元璋很快搞定了。形势大不一样了。
　　至正十九年（龙凤五年，1359年），小明王封朱元璋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这时的朱元璋已经把浙东的驻军全摆平了。
　　这时朱元璋的局面就变成东北邻张士诚，西邻陈友谅（武力夺了徐寿辉的班，改国号大汉，自称大义皇帝），东南邻方国珍，南邻陈友定。

朱元璋治国（3）
至于宦官，洪武时的宦官仅仅是宦官。主要工作就是扫扫地洒洒水，完全当奴隶来看。汉唐时太监专横跋扈的记忆太让人痛苦了。朱元璋专门在宫中立下了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又规定宦官不得兼任外朝的文武官衔，不许穿外朝官员的衣服，官阶不超过四品，每月领米一石（100斤），外朝官员不得和内官通信。
　　严防死守之下，洪武朝未出现过一个大太监。
　　而夷狄更好说了，自己就是把蒙古人打跑的。还分别于洪武三年、五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大规模出征，犁庭扫穴，肃清沙漠（当然五年那次比较失败，主力在岭北被王保保打败）。最北打到了捕鱼儿海（今天的贝尔湖）对于投降的蒙古人也妥善安置，像镇守辽东的元朝丞相纳哈出，就哄得好好地。
　　当然在“防”上也没少下功夫。平了辽东后，老朱就在大宁设了北平行都司，东接辽阳，西连大同，构成防御性极强的铁三角。再加上开平卫、兴和所、东胜城等各个据点，长城的外围防线固若金汤。
　　这样一打一拉一防，蒙古暂时消停了。
　　而藩镇，蓝玉案前后，一大批能打能杀的都被自己报销的差不多了。现在镇守边塞的几个藩王（史称塞王）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姓朱。宁王朱权、燕王朱棣、晋王朱 、秦王朱 都是自己的至亲骨肉，上阵父子兵。难道这些至亲会起兵反对自己吗。有了他们替自己守边疆，江山才会世世代代坐稳。老朱的算盘打得精啊。
　　老朱实在是太精明了，在他的算盘里把一切都扒拉的一清二楚。但似乎所有的问题都走向了他设计的反面。

贪官污吏（4）
有的人更冤，不过是“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圆领衣服一件”，“书四本，网巾一个，袜一双”，也都被当成贪官给咔嚓了。朱元璋甚至放出话来：“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
　　但让朱元璋死不瞑目的是，在他死后，大明的贪河蟹污之风越刮越烈，大有刮成旋风之势。就连以“救时宰相”面孔出现的张居正，死后也留下了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余万两的家产。
　　其实，所有的肃河蟹贪都是杀鸡吓猴。其主要目的就是，杀了鸡，吓了猴。但要是肃河蟹贪肃的太狠，把猴都杀了，那就难办了。
　　关于反河蟹贪的两难选择，正如《建国大业》中蒋介石对蒋经国说过的一句话：“反河蟹腐则亡河蟹党，不反则亡河蟹国。”
　　对于一个充满贪官污吏的朝廷来说，改革是找死，不改是等死。
　　因为任何形式的改革，经过贪官们的积极动脑，都会变成新的敛河蟹财工具。敛财之疯狂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像清朝末年的新政。大清国为了尽快与国际接轨，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猛开改革：兴办学堂，大办警政，调查户口，查禁鸦河蟹片。一项项手笔大得很。
　　但清政河蟹府此时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没钱。中央拿不出钱来，只能给政河蟹策，具体的工作只能地方政河蟹府去干了。当然，钱也有地方去筹办了。
　　这下坏了。本来就愁没捞钱的道，这下更名正言顺了。
　　像山东莱阳县新办警政，警局每年经费仅为大钱4695吊，但实际征收却是7800余吊；中学堂每年经费仅大钱1883吊，却要从老百姓手里14000余吊。
　　这都是成倍的捞啊，而且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捞得越狠。
　　再有，皇帝下狠心干掉一个贪官，新上来的很快就贪，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清朝末年的新兴部门邮传部，掌管的都是大把花钱的地方：邮政、铁路、电信。也成了贪河蟹污的“重灾区”。从1906年到1911的6年间就换了13个部长（邮传部尚书），每个部长都逃不了“贪河蟹污受河蟹贿”的罪名。
　　而没有当权的在野河蟹派，拼命打出“反河蟹贪河蟹污”、“反专河蟹制”的动人口号。一旦上台，就立即与官河蟹场主旋律协调，捞起钱来一点也不含糊。辛亥革命后，上台的革河蟹命派、立河蟹宪派都是这么干的。
　　其实，贪河蟹污之难治，根本不在于官而在于民。
　　所谓贪官，不过是金字塔塔尖上的一点，若是没有下面庞大的塔基，塔尖怎能高高矗立？
　　大清朝末年的状况正在于“全民皆河蟹腐”。官河蟹场的腐河蟹败自不必说，就是经常跟官人们打交道的商人们，也竞相掏银子，拉关系，千方百计的与官河蟹场发生联系。
　　有人就统计过，在1885－1894年间创办民营企业的85人中，有布政使衔的2人，候补道、候选道5人，候补知府、候补知县6人，其他佐贰杂职7人。甲午战争后，1895－1900年新办的64家民营企业，其创办人中有卿、寺、布政使衔的有5人，候补道9人，候补、候选知府、知州、知县17人，其他佐贰杂职2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