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我的母校
那一年，我五岁，山沟里有了学校。
那一天，我入学了，背着一个花布包跟着妈妈来到学校。
学校是一间草房，黄泥墙，草棚顶。教室里一面墙上，正中贴着一张毛主席像，下方是一块小黑板。十几个树墩散放在教室里，大树墩是课桌，小树墩是凳子。
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只有一个班级，只有六个学生。六个学生中我最小，最大的同学十二岁。
在屯垦戌边的情势下，学生在不断增加，都操着南腔北调，老师也在不断增加，同样是南腔北调。教室也在不断增加，而且高大了许多，大同学蹦高够不着棚顶了。树墩换成了长条木板，高的是课桌，矮的是凳子。
来自天南地北的学生不断地涌进这所学校，最多时近千人。校园换了新址，山坳里，东西北三排砖瓦平房围了一个大院，那时显得很气派。课桌、椅子都换成了新的，两人一张能放进书包的课桌，两人一把带靠背的长条椅。
这时候，差不多每个学期都增加新老师，我读到八年级时，班主任和几个课任老师都是北京来的，有北京师大的，也有首都师大的。
那个时候的母校大概是鼎盛时期，虽然经历了三年文革停课，我们仍然受到了较好的基础教育。我完成了九年学业，恋恋不舍得离开了母校，自此我再也没有接受过全日制教育。
我经常回母校看看，而她在逐渐萎缩，学生陆续离开了这所学校，老师也逐渐离开了这所学校，离开的人似乎都有一些不舍和无奈。后来学校并校，我的母校只剩一片空空的教室。在离开母校45年后，我再次来到母校的旧址，校园破败了，破败的超出我的想象。
我的母校啊，从建校时六名学生到鼎盛时近千名学生，再到并校，经历了半个世纪。她没有成为名校、老校，但她完成了使命，教化了数千名山里娃，解除了转业官兵、支边青年的后顾之忧。
我的母校啊，她载入了历史，也铭记在从这里走出去遍及海内外的学子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