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人建立的君主制政权。人口有五千万，还有些学者认为有一亿人，领土面积为1668万平方公里，在当时居世界第一位。明朝时期的中国，国力强大，文化上更是当之无愧的先进国家。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主要就是在明朝修建的。明成祖时期郑和七下西洋，其规模之大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朝鲜、缅甸、越南等当时都是明朝属国，使用汉字。在东非、南亚等地，都有明朝开辟的殖民地。继唐宋之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明朝得到发扬光大，产生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金瓶梅》、《二言三拍》等文学巨著。哲学上出现了人文主义思想萌芽，李贲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理论。这一切足以让同时代正在受到宗教禁锢的欧洲人羡慕不已。
明朝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中央权威超过唐、宋时代，地方政权在大政方针上都听命于朝廷。自从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一直没出现过诸侯拥兵自重的局面，没发生过政变。明朝的科举制度也发展得比较成熟，用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的话来说，政权是开放的。穷人子弟只要能通过科举考试，就能参与国家管理，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民主和平等，有利于政权的稳定。按照美国人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的观点：中国是一个由学者统治的国家。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精英政治，比全民普选的政府更能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制定国家战略。虽然皇帝有最高和最后决定权，但统治集团中的大多数人由受过良好教育的读书人组成，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有着重要影响力。明朝后期，随着朱元璋、朱棣等老一辈政治强人退出历史舞台，皇帝逐渐成为一个礼仪性的职务，政府对知识分子的钳制大为减弱，政治气候变得宽松，再也没有明初“文字狱”的白色恐怖，海瑞上书痛骂嘉靖皇帝不仅没掉脑袋还升了官。专制社会与极权社会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虽无民主却有自由，既可保持社会稳定，又有利于开启民智，发展经济和科技。东南沿海的倭寇被歼灭后，明政府已经开放了海禁，实行改革开放，从国外引进新产品、新科技。从明末的社会情况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它不是一个极权社会，因为当时有劫社自由，出版业繁荣，有报纸，民众的经济和家庭生活也不会受到政府干涉。钱穆甚至说：“若要讲平等，中国人最平等。若要讲自由，中国人也最自由。”他的说法虽然极端，但明末的几个皇帝确实已经开始统而不治，中央政府事实上是一种集体领导，并能利用制度限制皇帝的权力，使其不能为所欲为，类似后来欧洲国家的君主立宪制，万历年间的大学士张居正其实就是一个首相的角色，实现了专家治国而非皇帝治国。当时的欧洲国家，也都未建立共和制度，把持政权的是僧侣或贵族，明朝在政治体制上并不落后于西方。
由于北方有长城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加以国内长期无战乱，明末江南地区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江南地区的纺织业、造纸业，华北地区的矿冶业都非常发达。从宋应星《天工开物》一书可知，当时的采煤水平居于世界前列。炼铁业不仅规模大，钢铁质量也高，制造出来的炮枪能经受高温高压而不发生膛炸。18世纪的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也是由于英国在采煤业和炼铁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天工开物》中说：“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说明商业贸易并没受到政府限制，东南西北的资金和产品能互通有无。虽然明末的土地兼并导致大量自耕农破产，但也因此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企业家们才能“招集四方无赖之徒，来彼间冶铁，每一炉多至五、七百人。”徐光启还从海外引进了甘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谷物歉收导致的饥荒问题。除了农业发达外，当时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也已经与欧洲地区并驾齐驱。
明朝无论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都有一定发展，李时珍写出了《本草纲目》、宋应星写出了《天工开物》、徐光启写出了《农政全书》。明朝政府对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也能重用。徐光启就被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理，是当时科技发展的带头人。“西学”在明朝大受欢迎，共有7000多册典籍被引入中国，除了徐光启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出的《几何原本》外，还有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的《建筑十书》、荷兰数学家和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的《数学札记》、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的《矿冶全书》12卷，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的《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罗雅各的《测量全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1601年罗马版的《地中海航海术》、雅克•贝松著的《宇宙仪》等。在欧洲的罗马教廷还在压制日心说、将伽利略投进监狱时，在中国，得到崇祯皇帝大力支持的徐光启领导一批科学家于1629至1634年间编撰成《崇祯历书》，介绍了开普勒、哥白尼、第谷等人的天文学说和太阳系的结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