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一部说不完的大书。
女性与男性，两个说腻了、说俗了、说玄了的话题。
把《红楼梦》与女性和男性放到一块儿说，也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继续在这一范畴拓 展与掘进并整个儿走进《红楼梦》去，越来越艰难了。
但又不能不接着说下去，不能不正面讨论这一话题。
这不仅因为女人与男人共同支撑着这个世界，更因为《红楼梦》中“人”的世界、特别是女人的世界，毕竟与以往的甚至以后的，有大的不同。

一 《红楼梦》女性世界还原考察
提供一个参照系
比较的方法，是具有说服力与震撼力的。梳理一下《红楼梦》之前及《红楼梦》之后的知名小说中的女性现象，对走近《红楼梦》的女性观念、人文精神和艺术追求，或许大有裨益。
一位大思想家说，“在任何社会中，女人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又说，“社会的进步 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2〕
可悲的是，自从进入有文字记载的社会以来，两种性别从不曾平等地分享过这个世界。男人依照自己的需求去规范女人，女人则遵照（或不自知地遵照）男人的期待去创造自己。
由此，不仅男人所写的关于女人的一切具有某种可怀疑性，即使女人笔下的女人，也或显或隐地透露着父系文化性歧视的信息。

先看《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纯粹的男子汉小说，是为积极入世的男人们书写的英雄谱。
凭感觉，《三国演义》中好女人居多。着墨较浓的女人，大都是成功男人走向成功或获得某种价值定位的帮手或秘密武器。坏女人不仅屈指可数（如刘表后妻蔡氏、袁绍后妻刘氏、黄奎之妾春香、曹丕之妃郭氏、全尚之妻孙氏等），且着墨不多，没给读者留下多 少印象。
此外，作为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竟然没有承传史传文学中屡见不鲜的“女色亡国论”的滥调，不把男人失败的诱因归罪于女人（这与《水浒传》不同）。在全书那一大堆被挤出历史舞台的大男人中间，只有董卓和吕布是两个例外。这算是罗贯中的一点脱俗吧。
然而，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考察，罗贯中不视女人为“人”。《三国演义》中的多 数女人不成其为“人”，更谈不上什么合乎逻辑的性格史了。
说得骇人听闻一点，她们是带有工具性的，是作家随意雕塑随意遣使的三种工具。

除上述两大使命外，《三国演义》中的多数女性，只是作为传宗接代的衔接符号而被提及的。严格地说，不宜计入“人物”谱系之中，因为徒有称谓，没有生命，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如诸葛亮之妻黄氏、刘表前妻陈氏、刘备之妻甘夫人等。有的甚至连传宗接代的使命也未必承担，而仅仅是有身份男人的身份象征而已。
《三国演义》切割了男人人生舞台的一半。《三国演义》中的英雄拒绝女人，拒绝温情。比如诸葛孔明，作为全书的脊梁人物，竟然也没有婚恋，没有家庭，不与妻儿同在。直到他死后许久，直到魏军兵临城下，直到蜀国濒临危亡关头，才有人想起他的后代子孙，力荐他的儿子孙子们去力挽狂澜。到这种时候，作家才猛然醒悟，觉得需要交代一下诸葛亮原是有儿子，而且他的儿子原是有母亲的：“其母 黄氏，即黄承彦之女也。母貌甚丑，而有奇才，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韬略遁甲诸书，无所不晓。……武侯之学，夫人多所赞助焉。及武侯死后，夫人寻逝，临终遗教，惟以忠孝勉其子瞻。”这些话已是第一一七回的事了。如果不是国难当头之时有人想到诸葛瞻，黄氏其人就永远难见天日了。这也算是母因子而传世吧。

至于关、张、赵等人的婚姻状况和妻室信息，比诸葛亮还惨。他们压根儿一律被省略了 “妻”。他们的儿子，都是在他们或战死或病亡或被害的那一刹那间突然蹦出来的。作家让他们的儿子蹦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为父辈报丧，然后，接受一种世袭性质的荣誉。这一模式的存在，愈加证明了黄氏被追认一事的得天独厚或可有可无。
结语：《三国演义》的女性观，是古代小说名著中最具父系文化之非人特征的。其代表性言论是刘备对张飞所说的“妻子如衣服”那段话，其代 表性行为是刘安残杀无辜妻子以飨刘备那段故事（分别见第十五回、第十九回）。
当作家不把女人当作“人”的时候，在艺术表现上必定远离了写实，甚至远离了逻辑。

由此，作家传达了对好男人生存方式的一种期待：远离女人。鲁达、武松、燕青，就是这样的表率。
不过，在如何看女人写女人方面，《水浒传》也并非一无是处。除了前边提到的对“平常身份”的关注以外，在表现女人的艺术手段特别是揭示“坏女人”的沦落轨迹方面多有简洁的铺垫。少数女性形象，如潘金莲，在与四个男人 的冲撞中，还形成了一个合乎情理的性格发展史即沦落史。这是写实主义在表现女人方面的小小胜利。

《红楼梦》是这样看女人写女人的
1
读红楼女子，有一种发生了“革命”的感受。
“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与写法都打破了。”〔5〕这里所说的“打破”，自然包含着如何观察与表现女人在内。
尽管从整体上说，《红楼 梦》依然是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的载体，尽管其女性观念中多有对主流文化（正价值与负价值）的张扬与认同，但它观察与表现女人的视角、兴奋点、艺术手段等，都有了质的腾越。
首先，《红楼梦》把女人当做与男人相对应的一个性别群体来看待了，即视做与男人一样的、只是性别不同的一个人群了。换言之，《红楼梦》中的女人，尤其年轻女人，不再是男人生命中的某种工具，不 再是让男人受挫受难的祸水，不再是男人变态性需求的伙伴，也不再是失意男人镜花水月般的自我补偿了。

其次，《红楼梦》作者认为，女人，尤其是年轻女人，是较诸男人精彩一点的人，是展现着较多的人性美人情美的人。但作者绝不着意打造三从四德的楷模。作者是这么说的（见第一回），石头是这么说的（见第一回），冷子兴和贾雨村是这么说的（见第二回），贾宝玉更是这么说的 （诸如，“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山川日月之精华独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女儿未出嫁时是无价的宝珠”；“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造出这些人上人来”，等等）。作者最初、也是最强烈的创作冲动，正是为一群较为精彩的女子作传。
第三，尤为可贵的是，红楼女性世界是一个寻常而鲜活的女人世界，原汁原味的女人世 界，这是《红楼梦》女性观中最有价值的亮点。作者观察与表现女人的新视角、新兴奋点、新的艺术追求，无不透过寻常、本真、原汁原味的性格描写展现出来。

2
红楼女子，一个各美其美的寻常世界。
寻常而鲜活的女性世界，首先是美的。花团锦簇，流光溢彩。像冰心老人所说，少了女人，就少了百分之五十的真，百分之六十的善，百分之七十的美。〔8〕红楼女性的形貌美、才智美、性情美以及不同年龄特有的风神美，都在绽放异 彩。
然而，没有一个女子是尽善尽美的。红楼女子的美，绝不集于一身。这一点，与以往四种模式特别是“镜花水月”模式，迥乎不同。其显性的特征有三。
特征一：美，是散落的，不追求“集大成”。红楼女性美是不偏不倚地散落在多数女子特别是少女少妇身上的。每个年轻女子都拥有某种单项优势，却没有全能冠军，是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态势。 特征二：美，又是有分寸的、适度的，不追求绝伦超群。就像作者借石头之口所宣告的，他书中的女子没有班姑蔡女之类的样板，而是一群“小才、微善”、“或情或痴”的寻常“异样女子”，各有一份儿智慧，一份儿善良，一份儿真性情，是古往今来凡身心健康之女子人人拥有的普泛的基础的美。
特征三：红楼女子的美，又是有个别性、互补性的。“小才”，有种种；“微善”，有 种种；真性情，更有种种。单以真性情而论，可谓千姿百态、光怪陆离，呈现出中国文化人所喜爱的种种文化人格。有些女子，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任情之美，而另一些女子则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中和之美。少有重合，少有雷同。

尤为重要的是，不同文化人格的女子之间，是一种正衬的互补的排列组合，而不是反衬的逆向的排列组合。用俞平伯的话说，是此美与彼美的“两 峰并峙，双水分流”，而不存在什么抑此扬彼的“九品人表”。〔9〕
任情美的性格核心是较多地推重个性，较多地推重自我（那时候并没有这些语词）。像李贽《焚书》（卷二）中所说，“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这种女子或活得洒脱（如史湘云、芳官等），或心智锐敏（如林黛玉、龄官及贾探春的某些侧面等），或性子刚烈（如直面戕害时的鸳鸯、 尤三姐等），是古已有之的“不谄”、“不趋”、“不惕”的人文精神的自知承传与任意流淌。
中和美的性格核心是珍重自己、体恤他人，是对儒家“修己安人”、“和而不流”等积极内涵的认同与实践。这种女子大都活得安详（如邢岫烟、李纨、麝月等），待人宽容（如薛宝钗、花袭人等），且品性坚韧（首推平儿，还有薛宝钗、贾探春的某些侧面等），是古已有之的“不 矜”、“不伐”、“不卑不亢”的人文精神的自知承传与清醒高扬。

脂砚斋说曹雪芹写女人有“至理至情”之妙。比如尤氏，“论德比阿凤高十倍，惜乎不能谏夫治家，所谓人各有当也”，“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往不美， 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庚辰本第四十三回双行批注）
鲁迅说《红楼梦》写人“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10〕。
俞平伯说：“十二钗都有才有貌，但却没有一个是三从四德的女子；并且此短彼长，竟无从下一个满意的比较褒贬。”〔11〕
以上解读，可谓贴近了作 者，贴近了文本，贴近了红楼女性世界。
林黛玉，无疑是任情美之最。其性情中的清标之气，其恋情中的清纯之气，其诗魂中的清奇之气，牵动着历代读者的心。她还是古今一脉相承的种种悲剧意蕴的集大成者。〔12〕即便如此精致的艺术品，其精神内涵也有显见的“陋处”：其“小性子，行动爱恼人”（史湘云语）的自恋型人格，让疼爱她、欣赏她、敬畏她的人们，经受了许许多 多鸡零狗碎的折磨，更为她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林黛玉过早地夭折了，她的死是当时的大小社会环境、大小文化氛围的罪过，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性格弱点又何尝不是催化这一人生悲剧的内因？难怪贾母不选择她为宝玉妻；难怪钱锺书《谈艺录》中说“当知木石姻缘徼幸成就，喜将变忧，佳偶始者或以怨偶终”〔13〕；难怪许叶芬遗憾地说“死黛玉者黛玉也”。〔14〕

薛宝钗，无疑是中和美之 最。其男人观中的务实风神（见第四十二回与黛玉对话），人际交往中的宽和风神，直面不幸婚姻的凝重风神，诗词魂魄中的蕴藉风神，无不挥发着恒久的魅力与亲和力。然而，这小小女孩为人处世的圆熟与自控能力的超常，却让人不适、有隔膜感。她至少在七八个场合中（如猜元春灯谜、论金钏死由、诋芸红隐私、责宝琴诗题、谑黛玉婚事以及对尤三姐之死的过分寡情、对绿玉绿蜡之辨的过分热 衷等）都大可不必如此这般地说话行事和做人。小小年纪，竟如此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进退矩步，明哲自保，真让人大开眼界。这说明主流文化强化于女人的价值期待扼杀着自发自然的天性，使薛宝钗的充沛活力被抑制了不少。
其他，如迎春过于懦弱，被视为“二木头”、“有气的死人”；惜春过于孤僻，用尤氏的话说，“心冷口冷心狠意狠”；探春是四姐妹中最为才清志高超尘脱俗者，然在面对 赵姨娘和贾环的劣迹时，亦有受制于宗法观念而不尽人情之处；至于妙玉的乖张、秦可卿之死的蹊跷，特别是王熙凤的贪欲、权欲以及由此激发的某种犯罪激情等，更为多数读者所共识。
要之，不完美的女性世界，才是真实和谐的人的世界。

4
红楼女子，像寻常人一样多有模糊朦胧色彩。
寻常而鲜活的女人，其性格构成必有某种模糊性。一种说 不得善恶，说不得美丑，说不得正邪，说不得智愚的朦胧色彩。用脂砚斋的说法，是“囫囵不解”状态。
模糊性，是《红楼梦》观察与表现女人愈益深邃愈益灵动的又一重要表征。有些女性在整体上具有模糊性；有些女性的某一性格子系统具有模糊性；还有些女性虽则在整体上和主要性格侧面上都较透明，但诸多言谈行止却让人掰扯不清。模糊性又增重了红楼女子的魅力。 妙玉，是在整体上被赋予朦胧色彩的女孩儿，她身世有谜，性情有谜，归宿也有谜。
妙玉的身世，有两点是清楚的。第一，她是“苏州人氏，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如今父母俱已亡故”，师父也“于去冬圆寂了”，“身边只有两个老嬷嬷，一个小丫头伏侍”。第二，她是“带发修行”的，“才十八岁”，“文墨也极通”，“模样儿又极好”，出家为尼的原因是“自小多病，买了许多替身皆不中 用”，直到“亲自入了空门，方才好了”。“五年前”她曾“在玄墓蟠香寺住着”，和邢岫烟“做过十年的邻居”，“因不合时宜，权势不容，竟投到这里来”。第一点是背景简介，第二点是人物简介，也可谓言简意赅了。

然而，还有另外一些事实。我们有必要从事实的全部总和 与相互联系中去思索问题。事实一：第九回宝玉为与秦钟亲近而重入家塾时，曾特意向黛玉道别，黛玉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从口吻看，她的话是有不确定性的，既可理解为善意的调侃，也可理解为亦庄亦谐的祝愿，但她毕竟把上学读书和蟾宫折桂挂上了钩。这不能不启发人们提出一种假设：假如宝玉此去，果真或半真半假地寒窗苦读起来，果真或游戏人生似地弄个举人进士当当， 黛玉就从此与他离心离德分道扬镳了吗？细读全书与全人，读不出这种可能。事实二：第三十四回宝玉挨打之后，黛玉红肿着双眼去探视的时候，二人有过一段对话。如果说，第九回的祝愿纯属幽默与调侃，那么，在直面他父子二人两种价值取向的剧烈冲突之后，黛玉对宝玉的叮咛与嘱咐，就是语重心长掷地有声的了：“你从此可都改了吧！”话语极简短，包孕极丰厚，倾注了对宝玉今后如何生存的价值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