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主要由六大部分演化而来：
一：匈奴部分：主体在东汉时期被汉人消灭，剩余部分西逃往欧洲，与马扎尔人融合，构成今天的匈牙利人；氐，匈奴一部分，后被汉族融化；羯，匈奴的一部分，公元4世纪灭决。
二：东胡部分：秦时被匈奴灭亡，之后分成两大部分：乌桓和鲜卑，乌桓被曹魏消灭，鲜卑主体被汉族同化，剩余的演化为柔然；柔然被突厥击败，分化为室韦（蒙古）和契丹；契丹主体被女真族和汉族同化，剩余的西逃到中亚，与当地人融合，成为中亚人的一部分；蒙古一直生存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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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厥部分：有可能是匈奴的一个分支，后灭亡了柔然，其自身的主体被回鹘人和汉族人所灭，剩余的向西逃窜，形成了今天的土耳其人。
四：通古斯部分：原称肃慎（商、周时分布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长白山一带），后为女真、满洲，一直生存到现在，即今天的满族人。
五：羌藏部分：羌，一直生存到今天；吐蕃也就是今天的藏族，是古代羌族的一部分；党项，羌族的一部分，后被蒙古人灭亡。
六：回鹘：主体由丁零人构成，融入了铁勒和高车人的一部分，在唐朝时期，将突厥主体灭亡。回鹘生存到现在，即使今天的维吾尔族。
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各个民族在矛盾中不断地了解、在矛盾中不断融合的历史。

这是一场汉民族在自己家园里与游牧民族的一场大混战。在这场战争中，汉民族第一次被游牧民族彻底打垮，国破家亡，丢掉了祖宗基业、丢掉了整个中原，北方的汉族人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政治上没有地位，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
我们跳过隋唐，从公元907年唐灭亡到公元960年北宋建立，五十四年间中原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在这五朝之外，还相继出现了前蜀等十个割据政权，这就是历史上的“五代十国”。这一时期是唐藩镇之乱的延长，是由唐朝而宋朝的过渡时代。
这一时期有两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特征：五朝之中有三朝，即后唐、后晋、后汉的开国之君都是沙陀人，形成华夷混合政权。其二是北方的契丹人借军阀混战之机不断强大，逐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军事集团，也为后来辽、宋、金对峙的形成埋下“伏笔”。

二、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及其引起的生态破坏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伴随着中国古代北方边境历史的始终，而这种冲突和融合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北方边境的生态环境，反过来，生态环境 的变迁又导致了文明的变迁。尽管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影响，但传统史学的盲点并不能抹杀这种影响的实际存在。
下面这张表是中国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主政中原的简表：
时间 中原王朝 游牧民族王朝 游牧民族
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 秦汉 匈奴
220年至581年 魏晋六朝 匈奴
386年至556年 魏及其前后的北方汗国 鲜卑、突厥
581年至907年 隋、唐 突厥
907年至1123年 辽 契丹
960年至1279年 宋 契丹、女真
1115年至1234年 金 女真
1206年至1368年 元 蒙古
1368年至1644年 明
1616年至1912年 清 满洲
从这张表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对历史的争夺从来没有中断过，而其背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

辽、金、元三代的三百余年间，内蒙古草原基本上属于游牧部落所有。尽管在此期间有过相当规模的屯田，甚至辽朝还在内蒙古东南部利用汉族移民发展过种植业，但与汉、唐时期的以耕代牧不同，所实行的是以耕助牧政策，没有形成滥垦局面。况且，与鄂尔多斯等西南部地区比较，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对人类开发活动的承受能力强。根据《蒙古黄金史纲》关于成吉思汗临终前不久行经鄂尔多斯地区时对此地风光的赞美，可以断定该地区的沙化趋势在元代至少已经减缓，甚至完全停止 。
到了明代，除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再度出现屯兵驻扎外，已有许多内地贫民作为雁行式季节性移民或常住移民自发地迁入内蒙古地区，在隆庆和万历年间（公元1570--1582年）达70.5万人，导致农耕规模再次扩大，喀拉沁、土默特地区的开垦情况已达近似于当时内地的程度 。
在规模和程度上对内蒙古草原地区传统游牧业产生深刻影响的进程出现于清朝后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王朝废止以前实施250余年的关于限制汉民移居蒙地的边禁政策，正式开放蒙荒，并改私垦为官垦。清统治者在内蒙古实施的这一所谓新政，敞开了内地汉民大量涌入草原地区的门户，开始在察哈尔、乌兰察布等西部地区，尔后在昭乌达、哲里木等东部地区有大批汉民移居。在1902--1908年的所谓移民实边的高潮中，内蒙古西部地区共放垦土地757万亩，东部地区放垦土地2450万亩 。导致康熙亲征葛尔丹时还是生计周全，牲畜茂盛，较他蒙古殷富。……水土、食物皆甚相宜的鄂尔多斯地区，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已经变成生计不周全、牲畜不茂盛、较他蒙古贫穷的地方了。
如果我们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一段历史的话，就应该承认，北方边境如此严酷的生态环境并不是古即有之，也不是战争使然，而是农耕文明静态的生产方式对游牧文明动态的生产方式的挤压所造成的。正因为静，农耕文明在定居点垦田植荒，以防御性的态势应对游牧文明的侵袭，而这种屯田实边的生产方式最终因为不适于草原生态而随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强弱、战和，数度兴废，始终无法确立稳固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