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下身先下去一定可以使自己离床，可是他还没有见过自己的下身，脑子里根本没有概念，不知道要移动下身真是难上加难，挪动起来是那样的迟缓；所以到最后，他烦死了，就用尽全力鲁莽地把身子一甩，不料方向算错，重重地撞在床脚上，一阵彻骨的痛楚使他明白，如今他身上最敏感的地方也许正是他的下身。
　　于是他就打算先让上身离床，他小心翼翼地把头部一点点挪向床沿。这却毫不困难，他的身驱虽然又宽又大，也终于跟着头部移动了。可是，等到头部终于悬在床边上，他又害怕起来，不敢再前进了，因为，老实说，如果他就这样让自己掉下去，不摔坏脑袋才怪呢。他现在最要紧的是保持清醒，特别是现在；他宁愿继续待在床上。
　　可是重复了几遍同样的努力以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还是恢复了原来的姿势躺着，一面瞧他那些细腿在难以置信地更疯狂地挣扎；格里高尔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这种荒唐的混乱处境，他就再一次告诉自己，待在床上是不行的，最最合理的做法还是冒一切危险来实现离床这个极渺茫的希望。可是同时他也没有忘记提醒自己，冷静地，极其冷静地考虑到最最微小的可能性还是比不顾一切地蛮干强得多。这时节，他竭力集中眼光望向窗外，可是不幸得很，早晨的浓雾把狭街对面的房子也都裹上了，看来天气一时不会好转，这就使他更加得不到鼓励和安慰。“已经七点钟了，”闹钟再度敲响时，他对自己说，“已经七点钟了，可是雾还这么重。”有片刻工夫，他静静地躺着，轻轻地呼吸着，仿佛这样一养神什么都会恢复正常似的。
　　可是接着他又对自己说：“七点一刻前我无论如何非得离开床不可。到那时一定会有人从公司里来找我，因为不到七点公司就开门了。”于是他开始有节奏地来回晃动自己的整个身子，想把自己甩出床去。倘若他这样翻下床去，可以昂起脑袋，头部不至于受伤。他的背似乎很硬，看来跌在地毯上并不打紧。他最担心的还是自己控制不了的巨大响声，这声音一定会在所有的房间里引起焦虑，即使不是恐惧。可是，他还是得冒这个险。
当他已经半个身子探到床外的时候——这个新方法与其说是苦事，不如说是游戏，因为他只需来回晃动，逐渐挪过去就行了——他忽然想起如果有人帮忙，这件事该是多么简单。两个身强力壮的人——他想到了他的父亲和那个使女——就足够了；他们只需把胳臂伸到他那圆鼓鼓的背后，抬他下床，放下他们的负担，然后耐心地等他在地板上翻过身来就行了，一碰到地板他的腿自然会发挥作用的。那么，姑且不管所有的门都是锁着的，他是否真的应该叫人帮忙呢？尽管处境非常困难，想到这一层，他却禁不住透出一丝微笑。

有一次，大概在格里高尔变形一个月以后， 其实这时她已经没有理由见到他再吃惊了，她比平时进来得早了一些，发现他正在一动不动地向着窗外眺望，所以模样更像妖魔了。 要是她光是不进来格里高尔倒也不会感到意外，因为既然他在窗口， 她当然不能立刻开窗了，可是她不仅退出去，而且仿佛是大吃一惊似地跳了回去，并且还砰地关上了门；陌生人还以为他是故意等在那儿要扑过去咬她呢。格里高尔当然立刻就躲到了沙发底下， 可是他一直等到中午她才重新进来，看上去比平时更显得惴惴不安。这使他明白， 妹妹看见他依旧那么恶心，而且以后也势必一直如此。她看到他身体的一小部分露出在沙发底下而不逃走，该是作出了多大的努力呀。
为了使她不致如此，有一天他花了四个小时的劳动， 用背把一张背单拖到沙发上，铺得使它可以完全遮住自己的身体，这样，即使她弯下身子也不会看到他了。如果她认为被单放在那儿根本没有必要，她当然会把它拿走， 因为格里高尔这样把自己遮住又蒙上自然不会舒服。可是她并没有拿走被单， 当格里高尔小心翼翼地用头把被单拱起一些看她怎样对待新情况的时候，他甚至仿佛看到妹妹眼睛里闪出了一丝感激的光辉。
　　在最初的两个星期里，他的父母鼓不起勇气进他的房间，他常常听到他们对妹妹的行为表示感激，而以前他们是常常骂她， 说她是个不中用的女儿。可是现在呢，在妹妹替他收拾房间的时候， 老两口往往在门外等着，她一出来就问她房间里的情形，格里高尔吃了什么，他这一次行为怎么样，是否有些好转的迹象。
对于一间由格里高尔一个人主宰的光有四堵空墙的房间， 除了葛蕾特是不会有别人敢于进去的。
　　因此，她不因为母亲的一番话而动摇自己的决心，母亲在格里高尔的房间里越来越不舒服，所以也拿不稳主意，旋即不作声了，只是竭力帮她女儿把柜子推出去。如果不得已， 格里高尔也可以不要柜子，可是写字台是非留下不可的。这两个女人哼哼着刚把柜子推出房间，格里高尔就从沙发底下探出头来， 想看看该怎样尽可能温和妥善地干预一下。可是真倒霉，是他母亲先回进房间来的， 她让葛蕾特独自在隔壁房间攥住柜子摇晃着往外拖，柜子当然是一动也不动。母亲没有看惯他的模样；为了怕她看了吓出病来， 格里高尔马上退到沙发另一头去，可是还是使被单在前面晃动了一下。 这就已经使她大吃一惊了。她愣住了，站了一会儿，这才往葛蕾特那儿跑去。
　　虽然格里高尔不断地安慰自己，说根本没有出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搬动了几件家具，但他很快就不得不承认， 这两个女人跑过来跑过去，她们的轻声叫喊以及家具在地板上的拖动， 这一切给了他很大影响，仿佛乱动从四面八方同时袭来，尽管他拼命把头和腿都蜷成一团贴紧在地板上，他也不得不承认他忍受不了多久了。她们在搬清他房间里的东西，把他所喜欢的一切都拿走；安放他的钢丝锯和各种工具的柜子已经给拖走了； 她们这会儿正在把几乎陷进地板去的写字台抬起来， 他在商学院念书时所有的作业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做的，更早的还有中学的作业，还有，对了，小学的作业－－他再也顾不上体会这两个女人的良好动机了， 他几乎已经忘了她们的存在，因为她们太累了，干活时连声音也发不出来， 除了她们沉重的脚步声以外，旁的什么也听不见。
　　因此他冲出去了－－两个女人在隔壁房间正靠着写字台略事休息－－他换了四次方向，因为他真的不知道应该先拯救什么； 接着，他看见了对面的那面墙，靠墙的东西已给搬得七零八落了，墙上那副穿皮大衣的女士的像吸引了他，格里高尔急忙爬上去， 紧紧地贴在镜面玻璃上，这地方倒挺不错； 他那火热的肚子顿时觉得惬意多了。至少，这张完全藏在他身子底下的画是谁也不许搬走的。他把头转向起坐室，以便两个女人重新进来的时候可以看到她们。

卧室的门打开了。萨姆沙先生穿着制服走出来，一只手搀着太太，另一只手搀着女儿。他们看上去有点像哭过似的，葛蕾特时时把她的脸偎在父亲的怀里。
“马上离开我的屋子！”萨姆沙先生说，一面指着门口，却没有放开两边的妇女。“您这是什么意思？”当中的房客说，往后退了一步，脸上挂着谄媚的笑容。另外那两个把手放在背后，不断地搓着，仿佛在愉快地期待着一场必操胜券的恶狠狠的殴斗。“我的意思刚才已经说得明白了。”萨姆沙先生答道，同时挽着两个妇女笔直地向房客走去。那个房客起先静静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低了头望着地板，好像他脑子里正在产生一种新的思想体系。
“那么咱们就一定走。”他终于说道，同时抬起头来看看萨姆沙先生，仿佛他既然这么谦卑，对方也应对自己的决定作出新的考虑才是。但是萨姆沙先生仅仅睁大眼睛很快地点点头。这样一来，那个房客真的跨着大步走到门厅里去了，好几分钟以来，那两个朋友就一直地旁边听着，也不再磨拳擦掌，这时就赶紧跟着他走出去，仿佛害怕萨姆沙先生会赶在他们前面进入门厅，把他们和他们的领袖截断似的。在门厅里他们三人从衣钩上拿起帽子，从伞架上拿起手杖，默不作声地鞠了个躬，就离开了这套房间。
萨姆沙先生和两个女人因为不相信－－但这种怀疑马上就证明是多余的－－便跟着他们走到楼梯口，靠在栏杆上瞧着这三个人慢慢地然而确实地走下长长的楼梯，每一层楼梯一拐弯他们就消失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又出现了；他们越走越远，萨姆沙一家人对他们的兴趣也越来越小，当一个头上顶着一盘东西的得意洋洋的肉铺小伙计在楼梯上碰到他们又走过他们身旁以后，萨姆沙先生和两个女人立刻离开楼梯口，回进自己的家，仿佛卸掉了一个负担似的。
他们决定这一天完全用来休息和闲逛；他们干活干得这么辛苦，本来就应该有些调剂，再说他们现在也完全有这样的需要。于是他们在桌子旁边坐了下来，写三封请假信，萨姆沙先生写给银行的管理处，萨姆沙太太给她的东家，葛蕾特给她公司的老板。他们正写到一半，老妈子走进来说她要走了，因为早上的活儿都干完了。起先他们只是点点头，并没有抬起眼睛，可是她老在旁边转来转去，于是他们不耐烦地瞅起她来了。“怎么啦？”萨姆沙先生说。
老妈子站在门口笑个不住，仿佛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他们，但是人家不寻根究底地问，她就一个字也不说。她帽子上那根笔直竖着的小小的鸵鸟毛，此刻居然轻浮地四面摇摆着，自从雇了她，萨姆沙先生看见这根羽毛就心烦。“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萨姆沙太太问了，只有她在老妈子的眼里还有几分威望。“哦，”老妈子说，简直乐不可支，都没法把话顺顺当当地说下去，“这么回事，你们不必操心怎么样弄走隔壁房间里的东西了。我已收拾好了。”萨姆沙太太和葛蕾特重新低下头去，仿佛是在专心地写信；萨姆沙先生看到她一心想一五一十地说个明白，就果断地举起一只手阻住了她。既然不让说，老妈子就想自己也忙得紧呢，她满肚子不高兴地嚷道：“回头见，东家。”急急地转身就走，临走又把一扇扇的门弄得乒乒乓乓直响。

感言：
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不仅没有得到周围人的同情和安慰，恰恰相反，连家人也不理解，甚至嫌弃。最终格里高尔在病痛折磨中死去，而家人却像终于没有了负担一样轻松。这样离奇的“变形”，这样冷漠近似冷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入木三分地表现了人在庞大的社会机器里的异化和人性深处的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