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者吴宓就说过，陈寅恪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日本人白鸟库吉也说陈寅恪是“中国最博学的人”。虽然如此，陈寅恪并没有俗世的声名，不像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成为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梁启超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梁甚至说：“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一向“大胆怀疑”的胡适谈起陈寅恪则用了“当然”两个字，他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目高于顶的学者傅斯年则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民国十五年（1926年）六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湖南凤凰人，与沈从文是老乡

因此，谈论陈寅恪需要很多参照。只有这些参照足够多，也就是说，谈论陈寅恪的视野进入到文明的核心或文化的高峰处，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纯粹的学人能够在东西方的上层社会都得到重视？如果说，人们封孔子是大成至圣，那么无数人谈论陈寅恪的结论就是一个“大成至学”。如果说，章太炎生前感叹，他死后，华夏文化亡矣；那么，在陈寅恪那里，不仅复兴了华夏文化，而且打通了中西文化。可以说，陈寅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文化自信和文化重建的人格象征。

在我们今天读到的陈寅恪的事迹里，最令人感慨的不是他的文章、学问，不是他的见识，而是他游学十几年，从未想过拿文凭、学位，他以学习知识为主。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据统计，在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来文等数十种语言。

一代大师，可惜凋零了

人格之独立，思想之自由。我们没了这种精神

可以说，陈寅恪懂得读书、珍惜读书，他读书不仅是出于爱好，不仅是为了自己读书，而且是为了中国。所以他读书的状态远比一般人要开阔，他的读书境界、甚至日常生活也影响了别人。比如他一到哈佛，就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书
籍，以为归国治学做准备，这一想法影响到吴宓，使吴宓不惜血本地购买《剑桥近世史》、《莎士比亚全集》等大书。这些个人图书，当然最终回报给了中国社会。陈寅恪节衣缩食买来的藏书就有一段故事，上世纪40年代末，陈寅恪经济困难，胡适为帮他度过寒冷的冬天，跟他商定，将他所有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方面极为珍贵的书籍，如《圣彼德堡梵德大词典》，“巴利文藏经、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最好的东方语言学书籍，全数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以买煤取暖”。据说，这笔钱除买煤外，还贴补了家用。

陈寅恪的游学精神不仅影响到
吴宓，也曾让傅斯年等人大开眼界，因为他的学生生活非常艰苦，却对学习丝毫不松懈。傅斯年到欧洲接触了中国留学生后，感慨说，大部分留学生都不学，但陈寅恪却是难得的读书种子。若干年后，傅斯年对陈更是高度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可见，游学之际以及游学归来的陈寅恪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民科”学人，只知在细节上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只知跟主流学界保持距离，只知“语不惊人死不休”地显示自己的独一无二或横空出世，而是以自己的学养、学术训练赢得了学界的信任。曾经有人说，他到晚年总算把东西方的大经大典都读完了；而陈寅恪却是在游学时代就
读完了大经大典。也有人说，在走上社会之前要把该读的书读完；但事实上，除了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急功近利，书未读完就入世干禄致用或做事，过了一阵才发现自己书没读够读完；这些人读书最为势利，而且多半一惊一乍。在官场做了一场就把《沉思录》、《容斋随笔》一类的书当宝；在商场做了一阵就大肆宣扬《佛经》、《圣经》、《论语》、《道德经》，等而下之的更把自己的话当成语录。

比较起来，陈寅恪的读书游学虽然是最普通不过的人生“必由之路”，至今却仍是我们中国人的高标和典范。陈寅恪可以说是直取无上正法，取得了学术界梦寐以求的学问境界、人生成果。因此，即使
他当时没有发表多少论文，但中外学术界都承认他的力量。他上课时，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课。有人称他为“活字典”，郑天挺教授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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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外学者中国史学论文，无人超过陈寅恪。几本有关陈寅恪的传记：
俞大维 《谈陈寅恪》
陈流求 《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篔》
汪荣祖 《史家陈寅恪传》
陆键东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