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真唯识量”是玄奘法师印度游学“学满将回”时为反对正量部而作的一个量式,其中包含有深刻的大乘唯识学思想和丰富的因明学理论。本文就永明延寿《宗镜录》中对“真唯识量”的解说进行分析,突出法相宗衰微之后,佛教各派对教下学理包括对因明理论的基本传承。从中可以看出延寿对“真唯识量”的大胆论议,本来是为了弘扬佛教义学,走出“不立文字”的偏执,在客观上却对因明理论的阐扬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因明 真唯识量 延寿
作者简介:徐东来,男,1965年6月生,哲学博士,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我们知道,在我国,因明的研究发展是与法相宗(或曰唯识宗、慈恩宗)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在唐朝,玄奘法师到天竺游历经年,带回了六百五十八部经论,其中有关因明的就有三十六部之多。由于唐僧西天取经在当时是轰动朝野的大事,后世也有《西游记》来传颂大师的这一善行。国人皆景仰大师的品行,更把他从印度取回的经书当宝贝来对待,对佛教经论的研习之风一时盛及全国。对因明的研究也受到同样的重视,掀起了汉传因明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这点我们可以从唐朝诸多关于因明的疏记中看出。
从因明学说的发展史来看,它是与印度的瑜伽行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对事与理的说明,多是采用唯识宗的理论。因明传入我国后,对它的研究几乎成了法相宗(慈恩宗)的专利,别的宗派很难插足其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对因明研究有所心得者,大多都是慈恩宗门人,或与慈恩宗有关系的人,如窥基、慧沼、智周等等。因此,当法相宗走向衰蹶之后,因明研究也就销声匿迹了。从窥基大师再传弟子智周到唐朝末年,其间有一百五十年之久,然所录的因明论疏书目在日僧风潭的《瑞源记》中仅有十余种,且已全部亡失[1]。此后从五代至元末,虽然时间长达四百六十余年,仅北宋有一十七种因明疏记见于目录[2]。尽管如此,只要慈恩义理尚存,则唯识、因明之说就有可寻之处。唐宋之后,慈恩宗的传承“虽已不可详考,但其学说却始终为中国佛学的理论基础,凡是解释名相,分析事象,都不能不取材于慈恩。例如,因明、离合释等方法,也要运用慈恩已有之说。因此,实际还是在那里传习的,不过无慈恩名称而已”[3]。正是因为这样,即使北宋一十七种有关因明的著述佚失一十六种,毕竟还是看得出对因明的研究、探讨、运用在当时仍有人在进行着的。
因明理论的形成并不是没有根基的,它在印度早期就是一门注重言说与论辩的学问,其理论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与具体的论辩内容与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它传入我国后,通过玄奘、窥基大师等的传扬,在对其理论的阐述、解析上,形成了慈恩宗自己的特色。而窥基大师在其《因明大疏》中对玄奘法师“万世立量之正轨”的“真唯识量”的解析,成为了其后了解因明、从事因明研究者的主要对象。北宋仅存的有关因明的著作就是永明延寿的《宗镜录》,它也是以“真唯识量”作为研究对象的,他在对“真唯识量”的分析中,把佛教因明学的有关基本理论都透显了出来,延系了法相宗衰蹶之后因明研究的一丝慧命。若非近代杨仁山居士从海外搜回《大疏》等关于因明的专门著作,今天的我们可能也会像明季的各位大德一样,仅凭智觉禅师《宗镜录》中有关“真唯识量”的内容来展示我们对佛教因明的研究。由此可见延寿《宗镜录》对“真唯识量”的研究在汉传因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我们有必要对他在《宗镜录》中对“真唯识量”的研究作一分析。
内容提要:“真唯识量”是玄奘法师印度游学“学满将回”时为反对正量部而作的一个量式,其中包含有深刻的大乘唯识学思想和丰富的因明学理论。本文就永明延寿《宗镜录》中对“真唯识量”的解说进行分析,突出法相宗衰微之后,佛教各派对教下学理包括对因明理论的基本传承。从中可以看出延寿对“真唯识量”的大胆论议,本来是为了弘扬佛教义学,走出“不立文字”的偏执,在客观上却对因明理论的阐扬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因明 真唯识量 延寿
作者简介:徐东来,男,1965年6月生,哲学博士,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我们知道,在我国,因明的研究发展是与法相宗(或曰唯识宗、慈恩宗)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在唐朝,玄奘法师到天竺游历经年,带回了六百五十八部经论,其中有关因明的就有三十六部之多。由于唐僧西天取经在当时是轰动朝野的大事,后世也有《西游记》来传颂大师的这一善行。国人皆景仰大师的品行,更把他从印度取回的经书当宝贝来对待,对佛教经论的研习之风一时盛及全国。对因明的研究也受到同样的重视,掀起了汉传因明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这点我们可以从唐朝诸多关于因明的疏记中看出。
从因明学说的发展史来看,它是与印度的瑜伽行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对事与理的说明,多是采用唯识宗的理论。因明传入我国后,对它的研究几乎成了法相宗(慈恩宗)的专利,别的宗派很难插足其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对因明研究有所心得者,大多都是慈恩宗门人,或与慈恩宗有关系的人,如窥基、慧沼、智周等等。因此,当法相宗走向衰蹶之后,因明研究也就销声匿迹了。从窥基大师再传弟子智周到唐朝末年,其间有一百五十年之久,然所录的因明论疏书目在日僧风潭的《瑞源记》中仅有十余种,且已全部亡失[1]。此后从五代至元末,虽然时间长达四百六十余年,仅北宋有一十七种因明疏记见于目录[2]。尽管如此,只要慈恩义理尚存,则唯识、因明之说就有可寻之处。唐宋之后,慈恩宗的传承“虽已不可详考,但其学说却始终为中国佛学的理论基础,凡是解释名相,分析事象,都不能不取材于慈恩。例如,因明、离合释等方法,也要运用慈恩已有之说。因此,实际还是在那里传习的,不过无慈恩名称而已”[3]。正是因为这样,即使北宋一十七种有关因明的著述佚失一十六种,毕竟还是看得出对因明的研究、探讨、运用在当时仍有人在进行着的。
因明理论的形成并不是没有根基的,它在印度早期就是一门注重言说与论辩的学问,其理论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与具体的论辩内容与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它传入我国后,通过玄奘、窥基大师等的传扬,在对其理论的阐述、解析上,形成了慈恩宗自己的特色。而窥基大师在其《因明大疏》中对玄奘法师“万世立量之正轨”的“真唯识量”的解析,成为了其后了解因明、从事因明研究者的主要对象。北宋仅存的有关因明的著作就是永明延寿的《宗镜录》,它也是以“真唯识量”作为研究对象的,他在对“真唯识量”的分析中,把佛教因明学的有关基本理论都透显了出来,延系了法相宗衰蹶之后因明研究的一丝慧命。若非近代杨仁山居士从海外搜回《大疏》等关于因明的专门著作,今天的我们可能也会像明季的各位大德一样,仅凭智觉禅师《宗镜录》中有关“真唯识量”的内容来展示我们对佛教因明的研究。由此可见延寿《宗镜录》对“真唯识量”的研究在汉传因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我们有必要对他在《宗镜录》中对“真唯识量”的研究作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