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就像是在缓慢地步入泥潭,不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也记不清了。回忆这件事于我而言,像是逃避,也像是救赎,是泛着甜蜜气息的海洛因。然而我现在连回忆的气力都没有了,只能靠着服用药物依稀地陷入梦境,再梦见曾经我爱过、也爱过我的人们。
总之,现在的我已经满身罪孽。我是不在乎死后的归所的,但也曾确实认真地想过是否应当皈依某个宗教。当我生硬地在圣母像前跪下时,我竟发现我无法倾诉。望着圣母石刻而慈悲的双眼,我只能用尽浑身气力嚎啕大哭。
我撕毁了所有涉及我研究的手稿,我把当初刻有在普林斯顿点滴岁月的教材与笔记本付之一炬。最后我环顾着空荡荡的房间,鬼使神差地从书柜上拿下助眠的药物,那是一种特效药,是希利欧听说我糟糕的境地后委托医学部的熟人替我要到的。那时氯丙嗪还不是必须经过重重手续才能审批下来的特效药,对它的研究仅限于安神与催眠,更没有知道它可能会导致长期抑郁状态。
我被希利欧发现时,已经超额服用氯丙嗪三周了。我出现了严重的氯丙嗪不良效应。医生起初是拒收我的,因为那时我气若游丝,他甚至不明白我能否撑过洗胃这个环节。在勉强撑过痛苦的洗胃后,他们又诊断出我肾脏肿大,血压偏高。于是我被推进ICU,戴着呼吸罩,在生死线上游离。那时我总能听到母亲轻声唤我一声思墨,还有弟弟妹妹拥簇过来,思筝她年纪小,爬上病床后她亲密地依偎着我冰冷的脖颈,又撑起胳膊,笑盈盈的,说她想我啦。
转入普通病房后这种状况变本加厉。我甚至不仅能听见他们的声音,还能偶尔瞥见母亲站在窗户外面,身着的还是她最爱的绣花旗袍,外面披着一件浅灰色的短纱小衫。她冲我伸出手,我想追上她,但立刻被身后定期查房的护士及时摁了回来。他们说那时我突然醒来,摘了呼吸罩,已经半个身子探出窗外了。希利欧站在医院大门前想去探望我,冷不防抬头撞见我仿佛要跳窗,吓得他魂飞魄散,几乎要崩溃。
我感到很抱歉。病情稍稍好转后,医生把我转给了精神科的医师,他说,我可能患有轻微的精神分裂症。
他建议我把我的事情多写出来一些,也许这样可以减轻内心的压力。于是,我就这样握住了久违的钢笔,只不过我写作时必须有人在场,避免我突然把钢笔尖锐的笔尖捅入自己的胸膛。笔尖颤抖地悬在浅黄色的信纸上面,我想,笔尖怎么会抖呢,是我在灌墨的时候没有安好笔尖吗?这时我留意到我的手腕,原来是我的手腕在抖啊。
于是我又回想到许多年前,那个普林斯顿的秋天。金黄色的落叶垫在我的脚下,我穿着不合时宜的长及膝盖的白色风衣,拖着沉重的行李箱,亦步亦趋随着一众新生走在林荫道间。那时夕阳正好,金黄色的、耀眼的光辉映在我的宿舍楼门前,挽出流墨般的长影。仿佛所有人啊,都站在那里等候着我,宁静地、平和地,伸展着手臂,等待我投入他们的怀抱。待我大汗淋漓地惊觉,才后知后觉地明白,精神分裂的症状还没有淡去,他们只是幻觉罢了。
我思念我的亲人,我的爱人,可是如今他们都不在了。
都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