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孔教运动中的孔教新创仪式述论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235第五，儒服。儒者有其别于他人的服饰，这大约是自孔子或孔子之后不久就已经开始了的事情，所以，《礼记》有《儒行》一篇，载有鲁哀公问儒服之事。在后世的儒生也有别于社会上其他阶层的服饰特征。在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中，服制的改换也是礼制中必有的事情。清朝既去，民国新建，服制改革也是民国礼制中必然的事项。这让人想起钱玄同在辛亥年作《深衣冠服说》，1912年3月，钱玄同在浙江教育司当科员时“曾经‘玄冠’，穿上‘深衣’，系上‘大带’上办公所去，赢得大家笑一场，朋友们从此传为笑柄”[30]。但是，民国后孔教徒们的服饰如何，已不在国家体制管理范围中。因此，在第一届孔教大会上，陈焕章曾经提议：“凡支分会会长必须制深衣章服，会员愿制服者听。”这一提议得到了《宗圣汇志》后方编辑的“大为有见”的称赞[31]，这显然是有助于孔教强化其宗教特征的行为。而且，在大会其间，陈焕章实行着自己的孔教服饰主张，“惟陈君焕章深衣玄冠，被服儒者。”“有僧人某亦观礼听讲，偏袒袈裟，服彼法服，吾辈儒家者流而不屑与夷狄伍，乃吾之章甫逢掖，绝迹于世，视彼雍容法服者，当愧死矣。”[32]对僧人法服的赞叹，使得孔教徒们也对自己的服制加以关心。早在上一年，陈焕章就已经从儒服上论证孔教是一种宗教了，“孔子衣逢掖之衣，冠章甫之冠。此所谓儒服也。……有特别之宗教，即有特别之衣冠，孔教既有特别之衣冠，故孔教实为宗教。”[10]17
此后，深衣这一服饰就多次出现在孔教的种种集会场所，成为孔教徒自鸣于世，有别于他教教徒的视觉特征。“甲寅元旦正午，同人俱集事务所，钟鸣二下，齐升礼堂，分班向圣像行三跪九叩礼，公推宋伯鲁上香，谒圣后，大众团拜，陈焕章、常赞春、高丽人全秉薰俱服深衣行礼。”“二月初六日，实为仲春丁祭之期……是日与祭诸人，均穿长衣马褂，且最大多数皆戴六合一统帽，惟李文治、陈焕章、李时品三君皆玄冠深衣，又会员之来自高丽者，其数人皆服深衣焉。”[33]在第二届全国孔教大会上，朝鲜人李承熙提议要求，上自总统下至儒士，均服孔子以来的章甫深衣，“子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垂教之大典也。今春国子监士林之祀，衣冠雅俗，不等常庸，焕然秋丁大总统之躬享，又不免仍用时制礼服，亦恐非夫子之本意也。顷承熙在北京作《孔祀冠服说》，蒙总会收付杂志。夫夫子冠服即章甫深衣也……请从兹会，峻发大论，凡参祭儒士，皆服深衣章甫大带，继复联和于大总统，凡系典章冠服，一复中华旧仪，庶夫子之灵，悦豫于冥冥之中，而中华全域，始可得光复之休。”[34]不过，从现有的文献中，仅能发现陈焕章等了了数人曾经玄冠深衣，其场合也仅仅是祀孔活动或孔教大会，其他教徒似乎并没有积极响应。记载中的朝鲜人服深衣奉孔教，是因为他们已经是流落到中国的亡国之人，其对孔教的信奉与国人中孔教徒对孔子的信奉当有相当不同的感受。
康熙年间 戏服
清末 道士
中间的大带被系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