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是“另一个自我”2016-03-31 读读书
ID:dudushu423
文 |[英]A.C.葛瑞林 著
摘自《友谊》
“友情”这个词在柏拉图所著的《吕西斯篇》中被用来表达友谊关系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情操，但是它——像本书导论所阐释的那样——也包含了更多更深层次的意思，其中就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纽带，甚至社会政治层面的关系中也时常体现出友情因素。柏拉图在其作品《吕西斯篇》中使用这个词的目的看来似乎是为了就友谊主题展开充分的哲学辩论，然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文集第八、九卷中，亚里士多德使用“友情”这个词——和人们对造成相互吸引而建立友谊关系的某些共同认可的品质，如“讨人喜欢的”方面或者可爱之处（phileta）一起——来表达友谊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情操，而在此之前，亚里士多德在写作中往往以遵从其传统含义的方式应用这个词，并且所涉及的范围不仅针对家庭成员，而且包括对某个集体来说来自外部的旅者和过客，甚至还含有友情也存在于飞禽走兽之间的意味。所有城邦以同样的意愿和目标紧密团结并联系在一起形成的集合体“看起来似乎是彼此相似的，而且都走在迈向友谊的康庄大道上”，他说这也就是为何所有的政治活动想要达成这个目的的原因所在。
亚里士多德在此所说的绝不是无关紧要的空话，《尼各马可伦理学》首次将政治（politics）作为友谊存在的充分理由。“社会依赖于友谊，”亚里士多德在书中说道，“毕竟没有任何人会和他们的敌人携手旅行。”他说，“友情是社会的推动机。”而且其对于社会具有比公正理念更为重要且深远的意义，因为友情能促进城市的和谐发展。
亚里士多德把友谊描绘成人类众多“美德”的一种，是引领人们过上优越而有价值生活的基本要素，他说即使是那些——其实或许正是那些——拥有傲人财富和强大权力的人尤其需要结交朋友，不然他们如何能展示自己得天独厚的善行，或者保护他们非比寻常的财富和地位，或许这些才真正体现出了地位越高、人品越伟大的人才越有危险性的问题。此外“那些处于贫穷窘况以及所有其他身陷不幸之中的人们把朋友当成是能够获得救援的唯一庇护所”，而且朋友之间理应互相帮助，朋友能在学习上给予年轻人言传身教的帮助，能在生活上给予老年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并且能给予正处在人生黄金阶段的壮年人锲而不舍的鼓励，以使他们各方面表现得更加雅致精细、趋于完美。
迄今为止，关于友谊主题的这些言论都意味着其对人类世界方方面面所存在的广泛益处，然而对友谊各方面存在不足的意识相应也需要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尽管所有言论所涉及的共同点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对于友谊究竟为何物的真相描述尚未一窥通透，而只能是九牛一毛般极为片面的观察。构成友谊特质的一切因素都是为服务于这些目的而存在的，然而所有这些目的难道都是为最终达成友谊而设定的吗？其中最崇高、最美好且最与众不同的方面究竟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在其文章中所提及的“争论”应运而生，并努力回答这些问题，正如某人曾说过，友谊就是一种表现为喜爱和喜爱相互吸引现象的事情，尽管也有人争辩说，友谊产生于两个对立面之间的彼此吸引——这两个耳熟能详的关于友谊主题的传统观点也形成了相互竞争的态势，亚里士多德对此独创且简明扼要的定义——“当某个个体感受到被爱时就成为了其他个体的朋友，并为自己所得到的爱作出回报之举，这一点同时得到同处疑问中的两个个体认可”—— 自身还保持着一种悬而未决的开放状态。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澄清这个问题，反而开始提出“被爱又是什么感受？”以及究竟什么才是“讨人喜欢的”或可爱之处？
其实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所说的可爱之处有三种，分别是实用之处、合意之处和卓越之处。这些可爱之处相应地代表了三种朋友：那些因彼此可获得实际收益而相互结交的朋友，那些因彼此可获得愉悦感受而相互结交的朋友，以及那些因彼此所具备的相似美德并且如同喜爱“另一个自我”一般相互结交的朋友。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最后一种朋友之间才建立了人类最真挚且最高尚的友谊。
以实用性和愉悦性为目的而建立的友谊是得来较为轻易的，而且随着因友谊的建立而带来的相互收益和愉悦感受逐渐消失，这种友谊无疑也随即宣告终结，因为利益和愉悦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很容易得到的。这种现象在年轻人基于满足愉悦需求的友谊范例中很容易看到，他们在行为处事过程中都以情感为首要考虑因素，并努力寻求和达到伸手可取的即时满足，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所有的愉悦需求中都有明显的性欲倾向，这种倾向同时也增加了这种友谊快合易散的特征，尤其是那些建立在年轻人之间的友谊。
品德高尚的人们之间的友谊，也就是那些无须任何先决条件而优秀到极致的人，即那些能自我约束和完善而卓越不凡之人，是维持时间长久且完美无缺的，在他们的友谊之中也有实用性和愉悦性的需求，但却不是其本质意义上的主要因素，而存在于同样拥有美德的人们之间的友谊的根本特性其实是关系当事人双方彼此都期待对方能拥有美好的事物，一则因为这些美好的事物在他们自己看来也是某种善行，二则因为其中任意一方当事人同样被另一方当事人视为美好事物之一。他们之间的友谊“因为拥有美好的品质而常青，追求卓越的美德则是永恒不朽的”。渴望他人能拥有一切美好之物是健康理智的完美思想（eunoia），也就是所谓的“善意”（goodwill，英语中的词语“仁慈”就是从其拉丁语词根演变而来的）。
从亚里士多德自身观点的角度来看，友谊的先天特性中暗示着能获得上述第三种友谊体验的人为数不多的问题是必然存在的，因为人群中极其缺乏自身具备满足建立这种友谊所需程度的美德，并且能够正常理智地将这种美德传扬并播撒开去的人。其实亚里士多德似乎曾一度认为他的言论所描绘的关于友谊的画面是如此的理想化，几乎达到了严苛的地步，这种画面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根本无法存在。“朋友！这世界根本就没有朋友！”他曾经不无绝望地这样说道。如果认为只要双方怀有善意就足以产生友谊，但不是友谊的充分必要条件，那么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是善意本身并非友谊，因为人们对那些不是朋友的人同样会心怀善意，不过相互间的善意是建立友谊的良好开端，和当事人双方拥有相同的精神世界这一要素同样是和友谊相伴相生的。
亚里士多德曾经发表过一个著名的言论：“（一个人）对待他的朋友应该就如同对待他自己一样，因为他的朋友就是另一个自我。”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从一个人对自己的关注状态中能够解读出友谊所具有的根本属性。一个拥有高度自我尊重感受的人——
期待着一切自己心目中所向往的美好事物和一切展现在面前的当下的美好事物，并且当即付诸行动（为获得一切美好事物而努力劳作是所有优秀人的明显标志），追求着自己心中的美好目标（因为人们为自己头脑中的目标而采取相应的行动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想尝试做的）。他同时还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长期保持在安稳闲逸的状态中，与几乎所有他理解和想象中的美好事物长久相伴，因为真实的存在对于优秀的人来说就是某种美好的事物，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与美好的事物相伴终生。
亚里士多德认为，友谊的这些典型特点来源于某些和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习惯方式，甚至是这些习以为常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的衍生物，这些生活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人们对自身感觉美好的一切事物都心存期待，希望生活能够平稳安逸且恬静舒适，能够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耽溺于对美好过往的愉快回忆，沉浸在对幸福未来的美丽憧憬之中，能够接触到更多、更特别的际遇以便于自我反思，并且全然地体验“和自己一起分享所有忧伤和欢乐”的美妙感受。在优秀的人看来，朋友即另一个自我，因此他们同时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拥有他认为美好的一切事物。
亚里士多德之“另一个自我”的友谊宣言公之于众后，紧接着便引起大众看待友谊方式的广泛讨论，但对蒙田而言，其对友谊方式论述中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自始至终似乎都把关注重点集中于这段言论中所提出的“另一个自我”概念，且远胜于对亚里士多德所发表的描述冗长而复杂的言论本身的关注，亚里士多德的言论主要是围绕着友谊的类别以及为何美德对等的友谊才最完美而展开讨论的。这段言论从风格上差不多属于附记说明的行文性质，并且讨论所展开的语境也尽可能多地涉及对人们适当自爱品行的赞赏以及对何为“朋友”的定义。在笔者看来，亚里士多德之后，历史上出现的所有关于友谊主题的讨论都过分强调了“另一个自我”言论片断，以及其已经对人类全面了解友谊本质所产生的极端扭曲而片面的影响，因为接受自我和朋友之不同点必然是想成为一位优秀的朋友应该自觉承担的义务一部分的事实，已经是说明这个问题的充分理由——包括在交往过程中给予朋友独自享受与自己有所不同的某些兴趣和品位的自由空间，并认同其对某些事物存在和自己不一致的观点和看法。
自爱的观点是意义重大且意味深长的，因为如果说友谊的最崇高形式明显表现为两个具有卓越品质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要达成卓越品质所需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控制就需要有自我尊重，而且自我教育和自我控制同时也必然会导致自我尊重。当友谊双方当事人都有坦诚面对自己的态度，并且将他人看作是和自己一样拥有独立思考权力的人，那么双方的关系就自然如其本然般完美圆满。
因此，这个观点除了表达方式不同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就是说真正的朋友之间会感觉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于朋友自身的愿望。她之所以不喜欢或者不爱朋友，是因为她从相互的关系中所获得的一切感受，抑或是因为那段关系暂时带来的愉悦体验，而这样的友谊都注定是不长久、不完整或者不完美的。互惠湖里的原则是友谊的另一个显著特点，真正的朋友之间彼此以相同的方式思考并感受对方的反应，其实他们的关系可能就建立在某些基于美德的事物之上——友谊关系之中的当事人都是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同时他们都彼此认同和喜爱着对方当事人不加掩饰而真实展现出的面貌，从这一点来看，也进一步说明最美好纯真的友谊是基于人们品德和特质之上的，而且这是最为高尚的品德和最为真诚的特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当然也就是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友谊在世间成为极其罕见之珍宝的原因。
正如在之前的文字中所提到的，亚里士多德对仅仅意指那些以双方当事人出于他人内在目的而感觉到彼此之间善意的关系作为基础而利用“友谊”的做法，并未表现出强烈的谴责，因为他实际上也充分认识到，友谊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为一种基于实用性和愉悦性的关系形式，就像友谊表面所体现出的亲密关系以及与某些外来者之友好的互动现象。但是这样的关系形式并非“完美且圆满”的——那只是友谊关系双方当事人在某个点上的交集现象，如果没有这种交集，那么处于友谊关系中的双方都很可能难以忍受这种状态，而且所能产生的内部价值以及对双方的助益会越来越低。
记得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友谊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基本要素，也是产生所谓因理性而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福（eudaimonia）的主要表现形式之快乐的重要原因，因此人们就是否只有最崇高美好的友谊形式才能成为这些基本要素和重要原因，还是说某些表现并不完美圆满的友谊形式也能发挥同样的作用的问题，自然产生了质疑，而且亚里士多德在文章中，就人们如何为了练习自身的慈悲善行而需要朋友以及在需要那种友谊的情况下如何确保获得帮助的问题展开了坦诚而开放的讨论，在这个公开讨论中，明显能感觉到最崇高美好形式的友谊是否并非必不可少抑或非其莫属的问题迫切需要得到澄清。
亚里士多德一贯擅长的典型实用主义倾向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他在更早期的作品《尼各马可伦理学》里宣称，人们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和其为自身所做的任何事情一样，37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曾经一度认为，人们尽己所能最大限度地为大众造福远比只是让某个他人获得幸福意义更大。虽然这个思想本身并非完全自相矛盾，但它就如何看待在展开这个主题的讨论之初提出的友谊是“生活必需品”的理念设置了一个新的审视角度。因为对何为美好的质疑之意义是高于一切的，而且那些必然看起来会导致所谓因理性而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福的所有事物和其他任何对其有助益的事物都存在同等意义上的价值。亚里士多德在这部论述伦理主题的巨著开篇中，用响彻云霄的声音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断言：所有事物都有意欲达成优秀完美的目标，这也是其内在渴望的一切以及所有其他有积极意义的事物存在的目的所在。如果说友谊是构成完整美好生活所需且必不可少的，并且完整美好的人生是人类所追求的终极目标，那么友谊——某种个人意义上私密的事物——至少是和人们作为社会公民角色所作出的贡献有着同样伟大且深远意义的，并且似乎是对关于友谊是为促进和提升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只是对让某个他人获得快乐并变得“更完美出色和更神圣庄严”这个宣言真正意义上的反抗。
上述这个观点可能存在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通过所谓因理性而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福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特指人们要采取某种真切实在的行动，而不只是保持某种状态和品质。在《尼各马可伦理学》文集第一册中，他将这些行动定义为“因美德驱动而产生的头脑活动”，切记这里所说的“美德”意味着某种“卓越”。这些引起质疑的活动表现在人们通过什么来表达和实践最崇高美好也最与众不同的人类特性，这同时也是人们达到明智理性的潜在能力。明智理性让人们能够清晰地了解在某个特定环境中勇敢、温和、慷慨、谦虚或者（从普遍意义上说）正确的事情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且能分辨那些介于明显形成对立状态的美德和极端罪恶之间的中间地带，如勇敢的两翼是鲁莽和怯弱，而慷慨的两极即吝啬和挥霍。带着某种实用目的对智慧进行发展和应用，也就是实践的智慧（phronesis），能把人们引导至不偏不倚的中庸之路，从而内心充满所有美德，最终过上幸福完美的生活。
尽管亚里士多德所擅长的实用主义理念得到大众共识并在此得到了全面的展示，但这个观点的推出并不代表他的举例论证到此就画上了句号。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前几页中就识别并确认生活存在三种不同的形式，分别是注重愉悦体验的生活、从群体的利益出发而行为道德的生活（特指政治生活）以及善于专心致力于对事物的终极特性进行沉思的哲学意义上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以其所拥有的最崇高且最独特的事物，也就是他们所具有的明智理性为基础，一个人看来很容易就能从他自身角度推测并判断出这些生活形式中哪一种是最好的，因此这个观点也是最完整意义上的实现论理念。并且尽管人们或许能够通过拥有相互间可以就某些至高至深及终极问题讨论交流的朋友来对其生活品质加以提升，但其中同时也暗示着哲学意义上的沉思是一种孤独且超然的行为。
人们发现，好高骛远反而难以成功的现象或许是对亚里士多德观点毫不含糊的直接运用。他所认为的没有朋友的生活至少是枯竭无力、缺乏创造性的言论被证实是正确无疑的，因此他也开始提醒人们，如果没有朋友就无从练习自己的慈悲善行，在必要时也无法找到帮手并得到必要的支持，无法建立维持群体关系的纽带，而且青年们没有导师，老人们无人照顾，青壮年也无从寻找激励其拥有美德的鞭策者。除此之外，还有更多需要关注的事情：如果陌生人之间能够像亲人一般感受到彼此友好的情感交流，那么友谊必将成为生活普遍而绝对（simpliciter）因素的断言就有了其更为强劲有力的事实基础，而不只是为其他事物“所必需”——作为内在本质的价值存在，而且也不只有利用价值。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友谊最崇高美好形式的理论想要阐明的特别之处。
尽管这个观点与存在某些基于相互愉悦和利益的“更低”形式友谊的观念相互协调、和谐共存，然而实际上，某个朋友对其他朋友而言（当然是相互之间的）是“其本身与生俱来的好处”和喜爱那位朋友会“对自己有好处”两种事实能否相互协调、和谐共存的问题因此而产生。后一种情况有利于引导某人自身达成优秀的目的，然而这与某人在对自己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前提下简单地将他人看作其本身与生俱来就有好处的人这种概念并不是一回事。这会成为一个问题吗？可能其中包含某种最为牵强附会的纯粹主义思想，认为最崇高美好形式友谊的界定特征必须与被当事人认为纯属个人的那些幸福毫不相干，尤其可能还需要我们将友谊看作某种独立存在的抽象概念。但是友谊作为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明显对那些自身也是朋友的朋友来说是有好处的，不仅仅是其自身会成为他的朋友不受自私动机影响的爱的对象，而且对其自身来说，对朋友的喜爱同样也是不受自私动机所影响的。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那么每个当事人在关系过程中就既是施予者，同时也是接受者，所以将他人看作是其本身与生俱来就有好处的人与某人出于他人像自己一样优秀的目的而表达喜爱之情，两者之间可能并不存在任何相互矛盾的不一致性。
在亚里士多德的所谓因理性而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福概念中事先就预留了一定的空间，以便人们能够把与他人结交成为朋友不仅看作是最崇高善行的引导者，而且其自身就是最崇高善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成为必需之物”之真意所在。但是即便如此，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还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似乎就是那种可以用来作为反对哲学沉思是人类唯一最崇高善行观念的理论基础。如果所谓因理性而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福是某种行为，并且这种行为所表现出的最崇高品质是对至善所进行的孤独沉思的组成部分，友谊或许就不能成为其本质，然而友谊已被证实为崇高美好生活的本质。亚里士多德当然不能二者兼得。其“对至善的孤独沉思”理念是耽于对柏拉图不切实际的相应理想主义观点的回忆和联想，这同亚里士多德更为实用主义的一贯倾向常常不一致，因此我们在此也能清楚看到柏拉图对这位得意门生所留下的极有影响力的残留物所造成的理念之间的不一致性。
但是在我看来，友谊作为所谓因理性而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福的基本特质所体现的积极意义，要远远胜过亚里士多德将至善附加为某种对抽象事物孤独沉思的观念。而且如果我们想要接受亚里士多德自己所提出的促进全体公民和谐共处是比实现个人友谊“更完美出色和更神圣庄严”的事情之观点，同时也就可以认同这种更具现实性和社会性的行为，而且也进一步把人们从遥远的隐士般的沉思中摆脱出来，当然我们同时也能感受到其观点的两个方面之间存在着令人难以忍受的紧张和不安。
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直接继承者在辩论中毫无疑问更愿意接受个人意义上相互连接的重要性，而并非为了某种纯属假想的更高层的如空气一般缥缈的目的，因为生活的现实性和实用性终究使友谊成为某种具有实际意义的事物，常与其相伴的是欢声笑语、琳琅美食和美酒佳酿，以及在需要时双方能彼此携手，共赴未来，就像身边平凡朴实的伙伴们那样生活。只有后来的某些有基督教信仰的思想者重新提起亚里士多德观点中更加偏向如空气般静谧深远方面的内容，因为他们喜欢亚里士多德所描绘的那种超越自然的美妙心境，于是重新把这些观点变成了重要的事情。
在亚里士多德去世后，对其有关论述进行编著的人们几乎都把关注焦点集中于其对“朋友”意味着什么所阐释的最典型观点，也就是“另一个自我”的理念，并发现这些理念本身与友谊本质存在相当高的一致性。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在我看来这个观念不尽如人意，而且亚里士多德自己也并不像他的后继者们所推崇的那样表现出与“另一个自我”观念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我想将友谊看作构成人与人之间共同期待的美好生活所憧憬的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进一步推动美好生活的实现，为朋友以及某人自身生活的美好作出贡献，必然是我们的生活不得不需要友谊的部分原因，尽管其似乎一度被先贤们明确地表述过，并曾经得到过明显而充分的洞察，然而其在生命中的核心地位永远无法只被看作是某种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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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英]A.C.葛瑞林 著
摘自《友谊》
“友情”这个词在柏拉图所著的《吕西斯篇》中被用来表达友谊关系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情操，但是它——像本书导论所阐释的那样——也包含了更多更深层次的意思，其中就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纽带，甚至社会政治层面的关系中也时常体现出友情因素。柏拉图在其作品《吕西斯篇》中使用这个词的目的看来似乎是为了就友谊主题展开充分的哲学辩论，然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文集第八、九卷中，亚里士多德使用“友情”这个词——和人们对造成相互吸引而建立友谊关系的某些共同认可的品质，如“讨人喜欢的”方面或者可爱之处（phileta）一起——来表达友谊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情操，而在此之前，亚里士多德在写作中往往以遵从其传统含义的方式应用这个词，并且所涉及的范围不仅针对家庭成员，而且包括对某个集体来说来自外部的旅者和过客，甚至还含有友情也存在于飞禽走兽之间的意味。所有城邦以同样的意愿和目标紧密团结并联系在一起形成的集合体“看起来似乎是彼此相似的，而且都走在迈向友谊的康庄大道上”，他说这也就是为何所有的政治活动想要达成这个目的的原因所在。
亚里士多德在此所说的绝不是无关紧要的空话，《尼各马可伦理学》首次将政治（politics）作为友谊存在的充分理由。“社会依赖于友谊，”亚里士多德在书中说道，“毕竟没有任何人会和他们的敌人携手旅行。”他说，“友情是社会的推动机。”而且其对于社会具有比公正理念更为重要且深远的意义，因为友情能促进城市的和谐发展。
亚里士多德把友谊描绘成人类众多“美德”的一种，是引领人们过上优越而有价值生活的基本要素，他说即使是那些——其实或许正是那些——拥有傲人财富和强大权力的人尤其需要结交朋友，不然他们如何能展示自己得天独厚的善行，或者保护他们非比寻常的财富和地位，或许这些才真正体现出了地位越高、人品越伟大的人才越有危险性的问题。此外“那些处于贫穷窘况以及所有其他身陷不幸之中的人们把朋友当成是能够获得救援的唯一庇护所”，而且朋友之间理应互相帮助，朋友能在学习上给予年轻人言传身教的帮助，能在生活上给予老年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并且能给予正处在人生黄金阶段的壮年人锲而不舍的鼓励，以使他们各方面表现得更加雅致精细、趋于完美。
迄今为止，关于友谊主题的这些言论都意味着其对人类世界方方面面所存在的广泛益处，然而对友谊各方面存在不足的意识相应也需要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尽管所有言论所涉及的共同点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对于友谊究竟为何物的真相描述尚未一窥通透，而只能是九牛一毛般极为片面的观察。构成友谊特质的一切因素都是为服务于这些目的而存在的，然而所有这些目的难道都是为最终达成友谊而设定的吗？其中最崇高、最美好且最与众不同的方面究竟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在其文章中所提及的“争论”应运而生，并努力回答这些问题，正如某人曾说过，友谊就是一种表现为喜爱和喜爱相互吸引现象的事情，尽管也有人争辩说，友谊产生于两个对立面之间的彼此吸引——这两个耳熟能详的关于友谊主题的传统观点也形成了相互竞争的态势，亚里士多德对此独创且简明扼要的定义——“当某个个体感受到被爱时就成为了其他个体的朋友，并为自己所得到的爱作出回报之举，这一点同时得到同处疑问中的两个个体认可”—— 自身还保持着一种悬而未决的开放状态。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澄清这个问题，反而开始提出“被爱又是什么感受？”以及究竟什么才是“讨人喜欢的”或可爱之处？
其实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所说的可爱之处有三种，分别是实用之处、合意之处和卓越之处。这些可爱之处相应地代表了三种朋友：那些因彼此可获得实际收益而相互结交的朋友，那些因彼此可获得愉悦感受而相互结交的朋友，以及那些因彼此所具备的相似美德并且如同喜爱“另一个自我”一般相互结交的朋友。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最后一种朋友之间才建立了人类最真挚且最高尚的友谊。
以实用性和愉悦性为目的而建立的友谊是得来较为轻易的，而且随着因友谊的建立而带来的相互收益和愉悦感受逐渐消失，这种友谊无疑也随即宣告终结，因为利益和愉悦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很容易得到的。这种现象在年轻人基于满足愉悦需求的友谊范例中很容易看到，他们在行为处事过程中都以情感为首要考虑因素，并努力寻求和达到伸手可取的即时满足，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所有的愉悦需求中都有明显的性欲倾向，这种倾向同时也增加了这种友谊快合易散的特征，尤其是那些建立在年轻人之间的友谊。
品德高尚的人们之间的友谊，也就是那些无须任何先决条件而优秀到极致的人，即那些能自我约束和完善而卓越不凡之人，是维持时间长久且完美无缺的，在他们的友谊之中也有实用性和愉悦性的需求，但却不是其本质意义上的主要因素，而存在于同样拥有美德的人们之间的友谊的根本特性其实是关系当事人双方彼此都期待对方能拥有美好的事物，一则因为这些美好的事物在他们自己看来也是某种善行，二则因为其中任意一方当事人同样被另一方当事人视为美好事物之一。他们之间的友谊“因为拥有美好的品质而常青，追求卓越的美德则是永恒不朽的”。渴望他人能拥有一切美好之物是健康理智的完美思想（eunoia），也就是所谓的“善意”（goodwill，英语中的词语“仁慈”就是从其拉丁语词根演变而来的）。
从亚里士多德自身观点的角度来看，友谊的先天特性中暗示着能获得上述第三种友谊体验的人为数不多的问题是必然存在的，因为人群中极其缺乏自身具备满足建立这种友谊所需程度的美德，并且能够正常理智地将这种美德传扬并播撒开去的人。其实亚里士多德似乎曾一度认为他的言论所描绘的关于友谊的画面是如此的理想化，几乎达到了严苛的地步，这种画面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根本无法存在。“朋友！这世界根本就没有朋友！”他曾经不无绝望地这样说道。如果认为只要双方怀有善意就足以产生友谊，但不是友谊的充分必要条件，那么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是善意本身并非友谊，因为人们对那些不是朋友的人同样会心怀善意，不过相互间的善意是建立友谊的良好开端，和当事人双方拥有相同的精神世界这一要素同样是和友谊相伴相生的。
亚里士多德曾经发表过一个著名的言论：“（一个人）对待他的朋友应该就如同对待他自己一样，因为他的朋友就是另一个自我。”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从一个人对自己的关注状态中能够解读出友谊所具有的根本属性。一个拥有高度自我尊重感受的人——
期待着一切自己心目中所向往的美好事物和一切展现在面前的当下的美好事物，并且当即付诸行动（为获得一切美好事物而努力劳作是所有优秀人的明显标志），追求着自己心中的美好目标（因为人们为自己头脑中的目标而采取相应的行动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想尝试做的）。他同时还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长期保持在安稳闲逸的状态中，与几乎所有他理解和想象中的美好事物长久相伴，因为真实的存在对于优秀的人来说就是某种美好的事物，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与美好的事物相伴终生。
亚里士多德认为，友谊的这些典型特点来源于某些和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习惯方式，甚至是这些习以为常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的衍生物，这些生活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人们对自身感觉美好的一切事物都心存期待，希望生活能够平稳安逸且恬静舒适，能够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耽溺于对美好过往的愉快回忆，沉浸在对幸福未来的美丽憧憬之中，能够接触到更多、更特别的际遇以便于自我反思，并且全然地体验“和自己一起分享所有忧伤和欢乐”的美妙感受。在优秀的人看来，朋友即另一个自我，因此他们同时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拥有他认为美好的一切事物。
亚里士多德之“另一个自我”的友谊宣言公之于众后，紧接着便引起大众看待友谊方式的广泛讨论，但对蒙田而言，其对友谊方式论述中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自始至终似乎都把关注重点集中于这段言论中所提出的“另一个自我”概念，且远胜于对亚里士多德所发表的描述冗长而复杂的言论本身的关注，亚里士多德的言论主要是围绕着友谊的类别以及为何美德对等的友谊才最完美而展开讨论的。这段言论从风格上差不多属于附记说明的行文性质，并且讨论所展开的语境也尽可能多地涉及对人们适当自爱品行的赞赏以及对何为“朋友”的定义。在笔者看来，亚里士多德之后，历史上出现的所有关于友谊主题的讨论都过分强调了“另一个自我”言论片断，以及其已经对人类全面了解友谊本质所产生的极端扭曲而片面的影响，因为接受自我和朋友之不同点必然是想成为一位优秀的朋友应该自觉承担的义务一部分的事实，已经是说明这个问题的充分理由——包括在交往过程中给予朋友独自享受与自己有所不同的某些兴趣和品位的自由空间，并认同其对某些事物存在和自己不一致的观点和看法。
自爱的观点是意义重大且意味深长的，因为如果说友谊的最崇高形式明显表现为两个具有卓越品质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要达成卓越品质所需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控制就需要有自我尊重，而且自我教育和自我控制同时也必然会导致自我尊重。当友谊双方当事人都有坦诚面对自己的态度，并且将他人看作是和自己一样拥有独立思考权力的人，那么双方的关系就自然如其本然般完美圆满。
因此，这个观点除了表达方式不同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就是说真正的朋友之间会感觉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于朋友自身的愿望。她之所以不喜欢或者不爱朋友，是因为她从相互的关系中所获得的一切感受，抑或是因为那段关系暂时带来的愉悦体验，而这样的友谊都注定是不长久、不完整或者不完美的。互惠湖里的原则是友谊的另一个显著特点，真正的朋友之间彼此以相同的方式思考并感受对方的反应，其实他们的关系可能就建立在某些基于美德的事物之上——友谊关系之中的当事人都是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同时他们都彼此认同和喜爱着对方当事人不加掩饰而真实展现出的面貌，从这一点来看，也进一步说明最美好纯真的友谊是基于人们品德和特质之上的，而且这是最为高尚的品德和最为真诚的特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当然也就是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友谊在世间成为极其罕见之珍宝的原因。
正如在之前的文字中所提到的，亚里士多德对仅仅意指那些以双方当事人出于他人内在目的而感觉到彼此之间善意的关系作为基础而利用“友谊”的做法，并未表现出强烈的谴责，因为他实际上也充分认识到，友谊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为一种基于实用性和愉悦性的关系形式，就像友谊表面所体现出的亲密关系以及与某些外来者之友好的互动现象。但是这样的关系形式并非“完美且圆满”的——那只是友谊关系双方当事人在某个点上的交集现象，如果没有这种交集，那么处于友谊关系中的双方都很可能难以忍受这种状态，而且所能产生的内部价值以及对双方的助益会越来越低。
记得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友谊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基本要素，也是产生所谓因理性而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福（eudaimonia）的主要表现形式之快乐的重要原因，因此人们就是否只有最崇高美好的友谊形式才能成为这些基本要素和重要原因，还是说某些表现并不完美圆满的友谊形式也能发挥同样的作用的问题，自然产生了质疑，而且亚里士多德在文章中，就人们如何为了练习自身的慈悲善行而需要朋友以及在需要那种友谊的情况下如何确保获得帮助的问题展开了坦诚而开放的讨论，在这个公开讨论中，明显能感觉到最崇高美好形式的友谊是否并非必不可少抑或非其莫属的问题迫切需要得到澄清。
亚里士多德一贯擅长的典型实用主义倾向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他在更早期的作品《尼各马可伦理学》里宣称，人们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和其为自身所做的任何事情一样，37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曾经一度认为，人们尽己所能最大限度地为大众造福远比只是让某个他人获得幸福意义更大。虽然这个思想本身并非完全自相矛盾，但它就如何看待在展开这个主题的讨论之初提出的友谊是“生活必需品”的理念设置了一个新的审视角度。因为对何为美好的质疑之意义是高于一切的，而且那些必然看起来会导致所谓因理性而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福的所有事物和其他任何对其有助益的事物都存在同等意义上的价值。亚里士多德在这部论述伦理主题的巨著开篇中，用响彻云霄的声音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断言：所有事物都有意欲达成优秀完美的目标，这也是其内在渴望的一切以及所有其他有积极意义的事物存在的目的所在。如果说友谊是构成完整美好生活所需且必不可少的，并且完整美好的人生是人类所追求的终极目标，那么友谊——某种个人意义上私密的事物——至少是和人们作为社会公民角色所作出的贡献有着同样伟大且深远意义的，并且似乎是对关于友谊是为促进和提升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只是对让某个他人获得快乐并变得“更完美出色和更神圣庄严”这个宣言真正意义上的反抗。
上述这个观点可能存在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通过所谓因理性而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福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特指人们要采取某种真切实在的行动，而不只是保持某种状态和品质。在《尼各马可伦理学》文集第一册中，他将这些行动定义为“因美德驱动而产生的头脑活动”，切记这里所说的“美德”意味着某种“卓越”。这些引起质疑的活动表现在人们通过什么来表达和实践最崇高美好也最与众不同的人类特性，这同时也是人们达到明智理性的潜在能力。明智理性让人们能够清晰地了解在某个特定环境中勇敢、温和、慷慨、谦虚或者（从普遍意义上说）正确的事情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且能分辨那些介于明显形成对立状态的美德和极端罪恶之间的中间地带，如勇敢的两翼是鲁莽和怯弱，而慷慨的两极即吝啬和挥霍。带着某种实用目的对智慧进行发展和应用，也就是实践的智慧（phronesis），能把人们引导至不偏不倚的中庸之路，从而内心充满所有美德，最终过上幸福完美的生活。
尽管亚里士多德所擅长的实用主义理念得到大众共识并在此得到了全面的展示，但这个观点的推出并不代表他的举例论证到此就画上了句号。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前几页中就识别并确认生活存在三种不同的形式，分别是注重愉悦体验的生活、从群体的利益出发而行为道德的生活（特指政治生活）以及善于专心致力于对事物的终极特性进行沉思的哲学意义上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以其所拥有的最崇高且最独特的事物，也就是他们所具有的明智理性为基础，一个人看来很容易就能从他自身角度推测并判断出这些生活形式中哪一种是最好的，因此这个观点也是最完整意义上的实现论理念。并且尽管人们或许能够通过拥有相互间可以就某些至高至深及终极问题讨论交流的朋友来对其生活品质加以提升，但其中同时也暗示着哲学意义上的沉思是一种孤独且超然的行为。
人们发现，好高骛远反而难以成功的现象或许是对亚里士多德观点毫不含糊的直接运用。他所认为的没有朋友的生活至少是枯竭无力、缺乏创造性的言论被证实是正确无疑的，因此他也开始提醒人们，如果没有朋友就无从练习自己的慈悲善行，在必要时也无法找到帮手并得到必要的支持，无法建立维持群体关系的纽带，而且青年们没有导师，老人们无人照顾，青壮年也无从寻找激励其拥有美德的鞭策者。除此之外，还有更多需要关注的事情：如果陌生人之间能够像亲人一般感受到彼此友好的情感交流，那么友谊必将成为生活普遍而绝对（simpliciter）因素的断言就有了其更为强劲有力的事实基础，而不只是为其他事物“所必需”——作为内在本质的价值存在，而且也不只有利用价值。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友谊最崇高美好形式的理论想要阐明的特别之处。
尽管这个观点与存在某些基于相互愉悦和利益的“更低”形式友谊的观念相互协调、和谐共存，然而实际上，某个朋友对其他朋友而言（当然是相互之间的）是“其本身与生俱来的好处”和喜爱那位朋友会“对自己有好处”两种事实能否相互协调、和谐共存的问题因此而产生。后一种情况有利于引导某人自身达成优秀的目的，然而这与某人在对自己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前提下简单地将他人看作其本身与生俱来就有好处的人这种概念并不是一回事。这会成为一个问题吗？可能其中包含某种最为牵强附会的纯粹主义思想，认为最崇高美好形式友谊的界定特征必须与被当事人认为纯属个人的那些幸福毫不相干，尤其可能还需要我们将友谊看作某种独立存在的抽象概念。但是友谊作为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明显对那些自身也是朋友的朋友来说是有好处的，不仅仅是其自身会成为他的朋友不受自私动机影响的爱的对象，而且对其自身来说，对朋友的喜爱同样也是不受自私动机所影响的。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那么每个当事人在关系过程中就既是施予者，同时也是接受者，所以将他人看作是其本身与生俱来就有好处的人与某人出于他人像自己一样优秀的目的而表达喜爱之情，两者之间可能并不存在任何相互矛盾的不一致性。
在亚里士多德的所谓因理性而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福概念中事先就预留了一定的空间，以便人们能够把与他人结交成为朋友不仅看作是最崇高善行的引导者，而且其自身就是最崇高善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成为必需之物”之真意所在。但是即便如此，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还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似乎就是那种可以用来作为反对哲学沉思是人类唯一最崇高善行观念的理论基础。如果所谓因理性而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福是某种行为，并且这种行为所表现出的最崇高品质是对至善所进行的孤独沉思的组成部分，友谊或许就不能成为其本质，然而友谊已被证实为崇高美好生活的本质。亚里士多德当然不能二者兼得。其“对至善的孤独沉思”理念是耽于对柏拉图不切实际的相应理想主义观点的回忆和联想，这同亚里士多德更为实用主义的一贯倾向常常不一致，因此我们在此也能清楚看到柏拉图对这位得意门生所留下的极有影响力的残留物所造成的理念之间的不一致性。
但是在我看来，友谊作为所谓因理性而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福的基本特质所体现的积极意义，要远远胜过亚里士多德将至善附加为某种对抽象事物孤独沉思的观念。而且如果我们想要接受亚里士多德自己所提出的促进全体公民和谐共处是比实现个人友谊“更完美出色和更神圣庄严”的事情之观点，同时也就可以认同这种更具现实性和社会性的行为，而且也进一步把人们从遥远的隐士般的沉思中摆脱出来，当然我们同时也能感受到其观点的两个方面之间存在着令人难以忍受的紧张和不安。
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直接继承者在辩论中毫无疑问更愿意接受个人意义上相互连接的重要性，而并非为了某种纯属假想的更高层的如空气一般缥缈的目的，因为生活的现实性和实用性终究使友谊成为某种具有实际意义的事物，常与其相伴的是欢声笑语、琳琅美食和美酒佳酿，以及在需要时双方能彼此携手，共赴未来，就像身边平凡朴实的伙伴们那样生活。只有后来的某些有基督教信仰的思想者重新提起亚里士多德观点中更加偏向如空气般静谧深远方面的内容，因为他们喜欢亚里士多德所描绘的那种超越自然的美妙心境，于是重新把这些观点变成了重要的事情。
在亚里士多德去世后，对其有关论述进行编著的人们几乎都把关注焦点集中于其对“朋友”意味着什么所阐释的最典型观点，也就是“另一个自我”的理念，并发现这些理念本身与友谊本质存在相当高的一致性。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在我看来这个观念不尽如人意，而且亚里士多德自己也并不像他的后继者们所推崇的那样表现出与“另一个自我”观念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我想将友谊看作构成人与人之间共同期待的美好生活所憧憬的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进一步推动美好生活的实现，为朋友以及某人自身生活的美好作出贡献，必然是我们的生活不得不需要友谊的部分原因，尽管其似乎一度被先贤们明确地表述过，并曾经得到过明显而充分的洞察，然而其在生命中的核心地位永远无法只被看作是某种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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