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侦探柯南》中最大的法律问题
在正式开更之前，楼主不得不残忍地指出《名侦探柯南》中的一个最大的法律问题：虽然日本法律允许私人侦探存在，但私人侦探的调查范围仅限于民商事案件，是不允许参与刑事案件的。日本刑事案件的侦查由有关的国家机关进行，这便是“侦查国家垄断主义”，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如此，我国亦不例外。像柯南、小五郎、平次、妃英理等人在案件现场展开调查，在日本的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像柯南用窃听器偷听警（jing）察（cha）之间关于案件的对话，在日本的现实中是违法的。当然，《名侦探柯南》是虚构的，允许与现实有一定的不同。在我国，私人侦探是违法的，是不允许开办该项业务的，但法律界早就有人呼吁解禁。

四、必要的说明
1、本系列文章在引用相关案例或话语时，是依据《名侦探柯南》这部动画，有时可能只是概述了大意，并非一字一句的摘抄，如有错误，还请指正。
2、在刑事侦查阶段，可能犯罪的人只能被称作犯罪嫌疑人（也有简称“嫌犯”的），在起诉及审判阶段，可能犯罪的人被称作被告（我国称作被告人，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称被告，其实完全可以统一称为被告，日本、台湾都是统称被告），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后，才可以被称作罪犯（或者犯罪之人、犯罪者、凶手）。由于涉及的是日本的案件，所以楼主用“被告”一词，“被告人”只有在引用我国相关法律时用。
3、在中国的领土上，存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四种不同的法律系统，后面文章中说的“我国法律”或“中国法律”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法律”，涉及台湾、香港、澳门的法律时称台湾地区法律、香港地区法律、澳门地区法律。
4、由于部分内容可能涉及敏感词，故而会采用一定的技术手段避免被和谐，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阅读。

5、虽然着重法律问题的分析，但偶尔也会涉及案件的（逻辑）推理问题或者情节设置问题。
6、今后所讨论的许多问题，会有不同的学说或流派，得出的观点可能不尽一致，楼主只表明自己的观点，不勉强各位吧友接受，各位吧友也可以采取其他学说或观点。学说争论或者说学术争论是很正常的，希望各位吧友理性讨论，文明发言。
7、一些与《名侦探柯南》剧情关联不大但又有参考价值或者有助于吧友理解的内容，均在正文后的附录里列出（除去附录，正文依然是完整的）。
8、可能涉及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本文是从专业角度进行分析，各位吧友讨论时请保持理性和理智，拒绝乱喷，否则删无赦。
9、由于精力和能力有限，可能无法一一核实所有问题，若有错误，还请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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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名侦探柯南》中的证据问题
一、证据及其重要性
《名侦探柯南》中的柯南每次在寻找凶手的过程中，解开犯罪手法后经常会自言自语地说：“但是还缺少（决定性的）证据。”而其后沉睡的小五郎（有时候是园子、平次或者其他人）说明犯罪手法并指明某个犯罪嫌疑人的时候，犯罪嫌疑人往往会说故事编得很精彩或者推理很精彩，但是证据呢？小五郎（其实是柯南）就会抛出证据，犯罪嫌疑人往往就“跪”了（有时候是真的跪了）。这说明，证据极为重要，没错，无论是刑事诉讼（刑事案件）、行政诉讼（行政案件）、民事诉讼（民事案件）都需要证据，故而有所谓“打官司就是打证据”的说法，甚至可以说证据是诉讼的核心。
所谓证据，就是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各种资料。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主要是为了证明犯罪事实。但法律上所说的事实，不是（绝对的）客观事实（真实），而是法律事实（真实），法律事实只能是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可能相符，也可能不符。法院审理案件，自然是要求无限接近客观事实，但要求达到客观事实是不可能的，这是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而且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也可能不符，比如即使客观事实是甲杀了乙，但检方的证据无法证明甲杀了乙，只能判决甲无罪（法律事实是：甲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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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侦探柯南》中的案件证据都足以给被告定罪吗？
假如《名侦探柯南》里的案件都进入了刑事诉讼，那么每个案件的证据是否足以给被告（犯罪嫌疑人）定罪？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一般公认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即检方（检察机关）要证明犯罪成立，所提供的证据必须能够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也就是结论是唯一的，没有其他可能性；反过来就是“疑罪从无”，就是说犯罪还存在疑问时就是无罪。可以说，这一标准是法治国家的通行标准。日本法律并未规定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但理论和实践均认可并遵循上述标准。
应该说，在《名侦探柯南》中，绝大多数案件的证据都足以将犯罪嫌疑人（被告）定罪，但也有少数案件存在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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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第264集《法庭的对决Ⅰ 妃英理vs小五郎（前篇）》、第265集《法庭的对决Ⅰ 妃英理vs小五郎（后篇）》中，小五郎指出真正的凶手是宇佐美真治的前妻昌子女士，但确实仅仅是推理，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虽然昌子女士承认自己犯罪，但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9条第2款、第3款的规定，仅有被告的陈述（自白）不能定罪，被告的陈述必须有其他补强证据才能定罪（这个案件中并没有提出其他证明昌子女士有罪的证据）。本案中本来昌子女士的前夫宇佐美真治是可以成为证人的，但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47条的规定他可以拒绝作证（如果自己的配偶、三代以内的血亲或二代以内的姻亲，或者曾与自己有此等亲属关系的人可能受到刑事追诉或者有罪判决，可以拒绝作证），也就是说如果宇佐美真治拒绝作证，就无法给昌子女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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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第199集《嫌疑犯毛利小五郎（前篇）》、第200 集《嫌疑犯毛利小五郎（后篇）》中，妃英理的推理也仅仅是推理，要不是柯南说有一把钳子，还真的无法给犯罪嫌疑人佐久法史定罪。
（三）第570集《证实几率为零的犯罪》中的案件符合未必的故意（后面会提到）。要证实未必的故意，需要一定的间接证据，这集案件的间接证据不够（犯罪嫌疑人发出去的短信找不回来了，实际上，调查电信公司的记录还是可能找回来的），最后是犯罪嫌疑人自己承认了罪行。

三、《法庭的对决》系列中小五郎都是证人吗？
日本刑事诉讼法理论将证据分为证据方法和证据资料。证据方法是作为认定事实素材的人或物，分为人证（口头证据）、物证（证据物）和书证（证据文书）；证据资料是通过证据方法获得的内容，可分为言词证据和非言词证据。如果对证据方法进行调查，就能获得证据资料，如询问证人就能获得证人证言。小五郎在《法庭的对决》系列中的第一部即第264集-265集、第三部即第489 集、第四部即第606集-607集中就都是作为证人出现的（在第二部即第297集-298集中是作为特别辩护人出现，以后有机会介绍），但其实小五郎并非都是证人，其陈述也并不都是证人证言。
首先，证人必须是亲身感知案件事实情况的人；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就自己所知道的案件事实情况向公安机关、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据此，在第264集《法庭的对决Ⅰ 妃VS小五郎（前篇）》、第265集《法庭的对决Ⅰ 妃VS小五郎（后篇）》、第606集《法庭的对决Ⅳ 陪审员小林澄子（前篇）》、第607集《法庭的对决Ⅳ陪审员小林澄子（后篇）》中，小五郎“沉睡”之前确实是证人，其在法庭上的陈述确实属于证人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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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根据上述定义，小五郎“沉睡”之后揭露案件真相的陈述虽然结合了其个人对案件事实的感知部分（这部分属于证人证言），但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其感知的部分，这超出的部分自然不能算作证人证言。不过，我认为由于小五郎的陈述使得案件真相大白，从保障人（human）权（rights）、维护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法庭许可这种陈述也并无不当（对这种情形，日本并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
再次，根据上述定义，第489 集《法庭的对决Ⅲ 目击者是检察官》中虽然妃英理申请毛利小五郎作为“特别证人”，但在这个案件中，小五郎并没有与案件事实接触过，因此小五郎不应当成为证人。所谓的“特别证人”，我并没有找到相关法条或相关理论。

（二）伪造的证据
在M9《水平线上的阴谋》中，柯南利用变声蝴蝶结伪造了犯罪嫌疑人日下宽成的声音（录音）。伪造的证据是没有证据能力的。不过，即使声音可以模仿，但是语气、语调等是无法完全一致的，因此以现代的技术而言，要鉴定柯南伪造的这份录音是否属于日下宽成的声音并非难事。当然，这份录音并非决定性的证据，而只是柯南诱导日下宽成承认犯罪的手段而已。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柯南是私自进入日下宽成的房间获得了录音设备（这肯定是违法行为，《名侦探柯南》中有不少这种私自进入犯罪嫌疑人房间寻找到证据的情节），假设这里的录音并不是柯南伪造的，而是日下宽成没有删除，那么柯南取得的这份录音是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个问题理论上是有争议的。日本主流的观点认为，私人非法收集的证据不必排除，也有观点认为，应当考虑违法的严重程度决定是否排除。

（三）私自录音的磁带可以作为证据吗？
这个小标题其实是某期《柯南迷》里的一篇文章（感谢@zhongguoxinfa提供的素材）。在第38集《赤鬼村火祭杀人事件》中，柯南在机场截住了犯罪嫌疑人阿部丰，阿部丰看到柯南是个小孩子，放松了警惕，就言明了自己是凶手，柯南将阿部丰的话都录下来了。阿部丰欲杀柯南灭口，被柯南踢晕。柯南将录音机放在昏迷的阿部丰身上离开，目暮警官赶来听到录音机里的声音并逮捕了阿部丰。这篇文章提出：“第一，这个录音带有证据能力吗？即它可以作为正式的证据在法庭上被使用吗？第二，这个录音带有证明力吗？换句话说，就是它可以作为指证凶手的决定性证据吗？”对第一个问题，这篇文章认为，柯南是在公共场合录音，不涉及侵害隐私问题，而且柯南不是警察，不需要遵守为警察设定的法律规则，所以柯南不是非法取得录音磁带，结论是“柯南的录音磁带的证据能力被承认的可能性很高”。对第二个问题，这篇文章认为，录音磁带的证明力远远不够，因为遗漏了“这个录音是何时、何地、由何人所录”这些基本的信息，柯南应该录进去。对此，我评析如下：

1、柯南录制磁带确实不违法，但录音磁带的证据能力不仅仅是非法取得的证据排除的问题。还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只有证实录音带中的录音是原陈述者的陈述（可以通过询问录音者、陈述者、录音在场人员、录音磁带保管人员等来证实），才能肯定录音磁带的证据能力。假如犯罪嫌疑人阿部丰否认是自己的声音，要么需要柯南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根据剧情显然不可能），要么需要进行声音鉴定。当然，从剧情来看，阿部丰认栽了，并未否认是自己的声音。
2、证据的证明能力，并不是指“决定性”，而仅仅是证据对事实能证明到何种程度（当然也有可能是决定性的，但并非全是决定性的）。
3、录音的时间、地点、录音者确实是法院在判断证明力的时候需要考量的因素（这一点日本法律并没有规定），但并非决定性因素，没有时间、地点、录音者也可能有证明力，只不过会小很多。事实上，录音的时间、地点是很难录进去的，只能询问录音者、陈述者即其他相关人员。
4、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录音的时间、地点、录音者，而是在于，这个案件的证据只有犯罪嫌疑人自己对犯罪的供述（自白），仅凭这一点，如前所述，是不能认定为犯罪的。当然，由于有了犯罪嫌疑人阿部丰承认自己犯罪的录音，警（jing）察（cha）可以进一步讯问犯罪嫌疑人并进行必要的搜查等，相信能找到其他佐证犯罪的证据。
综上，我认为，柯南录制的磁带有证据能力，也有一定的证明能力，但证明力较弱，而且单凭磁带还无法定罪。
第一篇完。

本篇参考文献：
[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第五版），张凌、于秀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版。
何家弘：《简明证据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
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版。
张卫平：《民事诉讼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2版。

附录：
1、我国2012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排除合理怀疑被写入。这之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一般认为是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这与排除合理怀疑其实并无实质差异。现在是二者并存，二者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有关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案例，大家可以查阅知名度极高的（美国）辛普森案。
2、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一般公认是“高度盖然性”标准或称“优势（优越）证据”标准，即证明虽然没有达到使法院对待证事实确信只能如此的程度，但已经达到令法院相信存在极大可能或非常可能如此的程度。举个简单例子，原告起诉被告说被告借了100万元，要求归还，并出示借条一份，被告也出示借条一份，说仅借10万元（其余内容一样），原告又出示一份被告写的说明，记载被告处的借条上的数字系笔误，应为100万元。这时，原告的证据就具有优势。日本理论和实践均认可这一标准。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也是“证据确实、充分”，但对于民事诉讼而言这一标准太高了，目前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均对该规定做一种“弱”理解，即遵循高度盖然性标准。第199集《嫌疑犯毛利小五郎（前篇）》、第200 集《嫌疑犯毛利小五郎（后篇）》中的案件如果是民事案件的话，即使没有那把钳子，妃英理（小五郎）这方也足以胜诉。
3、正文中说的那种拒绝作证的权利，法治发达国家多数是有规定的，中国古代也有，就是所谓的“亲亲相隐”。我国法律原本没有规定，2012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加入了相关内容，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个问题很复杂，此处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