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蔡畅：情牵一生的革命伴侣(组图)2012-07-04 00:40:00 来源: 乌鲁木齐晚报 有0人参与 0李富春蔡畅：情牵一生的革命伴侣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风云际会、英杰辈出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在这个造就了伟大时代的灿若星河的伟人群体中，李富春、蔡畅这对革命终身伴侣富于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忘我建树的光辉业绩，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旷古未有的历史性大变革的缩影。
1941年李富春与夫人蔡畅在延安。
蔡畅近影。
新中国成立后的李富春。
巴黎之恋
1920年春，李富春到法国南部蒙达尼公学专心学习，通过李维汉知道了国内的老朋友蔡和森也来了巴黎，很快和他取得了联系，并且受蔡和森革命思想的影响，思想认识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李富春在接受新思想的同时，也结识了和他同年同月出生又是湖南同乡的蔡畅，因为蔡畅比李富春大一个星期，李富春总是尊敬地叫她“大姐”，并且将这个尊称“请”进了他们的爱情中。这个特别且甜蜜的称呼，李富春一直叫到新中国，叫进中南海，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依然和以往一样深情地呼唤妻子为“大姐”。因为李富春叫大姐的缘故，身边的同志都称蔡畅为大姐，连比蔡畅大两岁的周恩来也同样喊大姐，渐渐的，“大姐”成为蔡畅的另一个名字。尽管丈夫口中的“大姐”和母亲唤的乳名“毛妹子”截然不同，但是它们各自融合了不同内涵的亲昵和爱意。
1922年秋天，“欧洲少年共产党”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李富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年春，蔡畅也转为中共党员。
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女学生极少。能够远离祖国到异域他乡求学的女子更受到男子的青睐和关注。可是这些出类拔萃的青年女子，不是一般男子能轻意接近的，当年李维汉给毛泽东的通信中提到：“学会诸女友，都比我们强，我极喜。”李富春和蔡畅的感情发展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验，他们最终能结为夫妻，还要归功蔡畅的母亲葛健豪“之命”。
蔡和森一家的情况，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绝无仅有，特别是蔡母葛健豪已经50多岁，用她独特的小脚远渡重洋，不辞万里，追随儿女求学的传奇故事，常常成为中国留学生的美谈。
葛健豪具有的反抗性格不仅遗传给了后代，而且她也积极参与孩子们的活动，中国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毛泽东、蔡和森等创建的新民学会就是在长沙她居住的房屋里宣告成立的。
李富春在法国第一次见到一身中式装扮、面容刚毅、手拄拐杖、缠裹小脚的葛健豪，心中不由地充满了敬仰之情，因为他最喜欢接近的蔡畅和她母亲长得十分相像，连刚毅的神态、自信的目光都十分相似。
谁能想象，这样一位坚强开明的母亲在回国以后承受了母亲最难承受的打击。为了革命，她先后失去二子蔡林蒸和三子蔡和森、儿媳向警予。但她还是一如既往履行一个革命母亲的义务。她一边积极办学，完成党交付的各项工作，一边含辛茹苦抚养革命后代。
那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能维持自己的生计就很不容易了，而李富春勤工的收入比一般同伴们都多，还能帮助学友们。他的这种能力和精神，蔡和森一家都很钦佩。葛健豪经常夸奖李富春，说这样能干的小伙子不多见，又好助人为乐，真是患难知己。李富春在法国举目无亲，也很乐意到蔡家坐一坐，聊一聊故乡长沙的事情，彼此都有共同语言。时间一长，李富春成了蔡家常客，不可缺少的家庭成员。渐渐，葛健豪心里多了一个“小九九”，认为李富春为人厚道，大智若愚，没有大男子习气，有技术，适应环境能力强，毛妹子与他都是要革命的人，他们结合，志同道合，生活一定会和美。但是葛健豪想到女儿13岁时因反抗父亲包办婚姻离家出走的事，心里不免觉得沉重，估计孩子是不会随随便便对待自己的婚姻大事的。她这个当娘的也不便急于捅破这层窗户纸。怕欲速则不达，何况他们都才21岁。
但是不久，这层窗户纸终究被严酷的现实捅破了。
1921年底，因为参加法国当局禁止的集会活动而被捕的蔡和森和同期被捕的100多名中国学生遭法国当局驱逐，要将他们押送回国。消息传来，对于蔡家犹如五雷轰顶，加上这些日子为援救他们四处奔忙，心力交瘁，葛健豪和向警予婆媳俩都病倒了。此情此景，蔡畅特别焦虑，尽管许多学友来探望，但哥哥不在，家中缺了主心骨。这时她感到，家里没有一个男子可真不一样。她不由自主地把眼光投向正在床边和母亲说话的李富春，心中涌上了别样的感觉。这是人在经过惊恐无望和孤独无助后获得的一种踏实、安全和温馨的感觉。
蔡畅心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连李富春不高的个头在蔡畅眼中也变得高大起来。
很快，已经怀孕的向警予也追随丈夫回国了，只剩下母女俩的蔡家好像灌满了沉闷的空气，一向坚强而不畏惧困难的葛健豪也感觉到一种莫名的精神压力。由于一时还不能回国，蔡母觉得不能再拖了，该是决定蔡畅婚事的时候了。当母亲正式提出李富春时，蔡畅毫不犹豫地点了头。
瓜熟蒂落。1923年春天，李富春和蔡畅携手走进巴黎市区一个半地下的咖啡馆，想单独庆祝自己的大喜日子。没有想到邓小平提前得到消息，他躲在咖啡馆里，当他们两人刚坐下，他突然笑着出现在他们跟前，一边道喜，一边嚷着要为大哥、大姐证婚……在巴黎编辑和发行《赤光》刊物期间，李富春和蔡畅与邓小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6岁就留法的邓小平天性活泼，常常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当着二人面快言快语说，“怎么样，该请我们吃喜酒喽！”今天他终于如愿以偿，喝下了不同寻常的喜酒。
李富春和蔡畅晚年每当回忆起这段美好的日子，总是兴致勃勃地说：“那时，我们三个人喝了一点酒就完成婚礼，那可是革命化哟！小平同志还是我们的证婚人哩！”
革命伴侣
1924年初，李富春和蔡畅惟一的女儿李特特出生了。蔡母抱着在法国出生的外孙女，心中充满了甜蜜的温馨，催着他们给国内的家人报告喜讯。
不过可别以为这个极为甜蜜和诗意的名字下有一个甜蜜的童年。特特的经历和她的名字一样，充满了奇特和特别。
李特特是在蔡畅毫无做母亲的思想准备时落下了生命的种子。蔡畅从她1918年投身革命，便立下了誓言：为解放劳苦大众，推翻旧中国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可是漫长的革命历程才刚刚开始起步，这个不速之客的小生命就要跑出来侵占年轻革命家的宝贵的精力和时间！因为蔡畅知道，一旦生下这个孩子，将来势必要为此分心，势必影响工作和学习。特别在封建的旧中国，一个女人要想自立自强是何等的艰难，如果有了孩子，女人再想展翅高飞，那就更加难，几乎近似梦想。所以她想来想去，狠狠心，决定中断妊娠，宁愿放弃做母亲也不愿意因此影响她所热爱与献身的事业。
李富春也同意妻子的做法。他们的结合目的很明确，不是为了天伦之乐，更不是为延续所谓的“香火”。他们是为了在革命征途中能携手并肩，志同道合，共同走向中国革命胜利的彼岸。他们不仅是夫妻、亲人，也是战友、同志。所以在他们一开始涉及职业革命家这一危险且神圣领域时，就没有准备预留孩子的位置，“孩子”在他们心中几乎和“包袱”词义等同，他们怎么可能有初为人父初为人母的喜悦呢？
打掉这个孩子，似乎已成定局。
可是他们没想到法国法律禁止妇女堕胎，所以没有医生敢为这个中国妇女做人流手术。
蔡畅要堕胎的念头，遭到母亲葛健豪极力的反对，为了保住这个革命后代，葛健豪以牺牲自己心爱学业为代价，向女儿蔡畅承诺，孩子出生后决不让她影响父母的工作，由她承担抚养外孙的重担，让孩子成长为革命接班人！
蔡畅还有什么好说？孩子是革命后代，她有权来到这个世界！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1924年春天，一个健康的中国女婴在法国巴黎出生了，好像命中注定，特特刚诞生便成为父母的独生女儿，同时也意味着将拥有一个孤独的童年。因为母亲为了防止再有第二个孩子，在产床上果断地让医生给她做了结扎手术，终身不再要孩子！
蔡畅这一行为，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用手术绝育的方法实行计划生育的女性！
蔡畅在1924年就敢于向封建社会“无后为大”的伦理道德挑战，可见蔡畅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反封建制度的勇敢精神。
小生命的降临，最喜欢的是外婆，她欢天喜地按照蔡畅名字头两个字母“TT”的音，给新生婴儿起名为“特特”。
在特特8个月时，国内的革命运动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法国的中共党员陆续回国。组织上决定李富春、蔡畅、聂荣臻离法，去苏联短期学习，然后回国。这意味着他们一家人在法国五年的生活结束了，李富春夫妇提前安顿母亲和8个月的女儿回国。葛健豪一个人带着吃奶的婴儿，漂洋过海，辗转了大半个地球，终于在1925年回到阔别五年的中国。而李富春和蔡畅在1925年早春二月，经德国前往神往已久的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风云际会、英杰辈出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在这个造就了伟大时代的灿若星河的伟人群体中，李富春、蔡畅这对革命终身伴侣富于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忘我建树的光辉业绩，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旷古未有的历史性大变革的缩影。
1941年李富春与夫人蔡畅在延安。
蔡畅近影。
新中国成立后的李富春。
巴黎之恋
1920年春，李富春到法国南部蒙达尼公学专心学习，通过李维汉知道了国内的老朋友蔡和森也来了巴黎，很快和他取得了联系，并且受蔡和森革命思想的影响，思想认识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李富春在接受新思想的同时，也结识了和他同年同月出生又是湖南同乡的蔡畅，因为蔡畅比李富春大一个星期，李富春总是尊敬地叫她“大姐”，并且将这个尊称“请”进了他们的爱情中。这个特别且甜蜜的称呼，李富春一直叫到新中国，叫进中南海，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依然和以往一样深情地呼唤妻子为“大姐”。因为李富春叫大姐的缘故，身边的同志都称蔡畅为大姐，连比蔡畅大两岁的周恩来也同样喊大姐，渐渐的，“大姐”成为蔡畅的另一个名字。尽管丈夫口中的“大姐”和母亲唤的乳名“毛妹子”截然不同，但是它们各自融合了不同内涵的亲昵和爱意。
1922年秋天，“欧洲少年共产党”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李富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年春，蔡畅也转为中共党员。
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女学生极少。能够远离祖国到异域他乡求学的女子更受到男子的青睐和关注。可是这些出类拔萃的青年女子，不是一般男子能轻意接近的，当年李维汉给毛泽东的通信中提到：“学会诸女友，都比我们强，我极喜。”李富春和蔡畅的感情发展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验，他们最终能结为夫妻，还要归功蔡畅的母亲葛健豪“之命”。
蔡和森一家的情况，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绝无仅有，特别是蔡母葛健豪已经50多岁，用她独特的小脚远渡重洋，不辞万里，追随儿女求学的传奇故事，常常成为中国留学生的美谈。
葛健豪具有的反抗性格不仅遗传给了后代，而且她也积极参与孩子们的活动，中国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毛泽东、蔡和森等创建的新民学会就是在长沙她居住的房屋里宣告成立的。
李富春在法国第一次见到一身中式装扮、面容刚毅、手拄拐杖、缠裹小脚的葛健豪，心中不由地充满了敬仰之情，因为他最喜欢接近的蔡畅和她母亲长得十分相像，连刚毅的神态、自信的目光都十分相似。
谁能想象，这样一位坚强开明的母亲在回国以后承受了母亲最难承受的打击。为了革命，她先后失去二子蔡林蒸和三子蔡和森、儿媳向警予。但她还是一如既往履行一个革命母亲的义务。她一边积极办学，完成党交付的各项工作，一边含辛茹苦抚养革命后代。
那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能维持自己的生计就很不容易了，而李富春勤工的收入比一般同伴们都多，还能帮助学友们。他的这种能力和精神，蔡和森一家都很钦佩。葛健豪经常夸奖李富春，说这样能干的小伙子不多见，又好助人为乐，真是患难知己。李富春在法国举目无亲，也很乐意到蔡家坐一坐，聊一聊故乡长沙的事情，彼此都有共同语言。时间一长，李富春成了蔡家常客，不可缺少的家庭成员。渐渐，葛健豪心里多了一个“小九九”，认为李富春为人厚道，大智若愚，没有大男子习气，有技术，适应环境能力强，毛妹子与他都是要革命的人，他们结合，志同道合，生活一定会和美。但是葛健豪想到女儿13岁时因反抗父亲包办婚姻离家出走的事，心里不免觉得沉重，估计孩子是不会随随便便对待自己的婚姻大事的。她这个当娘的也不便急于捅破这层窗户纸。怕欲速则不达，何况他们都才21岁。
但是不久，这层窗户纸终究被严酷的现实捅破了。
1921年底，因为参加法国当局禁止的集会活动而被捕的蔡和森和同期被捕的100多名中国学生遭法国当局驱逐，要将他们押送回国。消息传来，对于蔡家犹如五雷轰顶，加上这些日子为援救他们四处奔忙，心力交瘁，葛健豪和向警予婆媳俩都病倒了。此情此景，蔡畅特别焦虑，尽管许多学友来探望，但哥哥不在，家中缺了主心骨。这时她感到，家里没有一个男子可真不一样。她不由自主地把眼光投向正在床边和母亲说话的李富春，心中涌上了别样的感觉。这是人在经过惊恐无望和孤独无助后获得的一种踏实、安全和温馨的感觉。
蔡畅心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连李富春不高的个头在蔡畅眼中也变得高大起来。
很快，已经怀孕的向警予也追随丈夫回国了，只剩下母女俩的蔡家好像灌满了沉闷的空气，一向坚强而不畏惧困难的葛健豪也感觉到一种莫名的精神压力。由于一时还不能回国，蔡母觉得不能再拖了，该是决定蔡畅婚事的时候了。当母亲正式提出李富春时，蔡畅毫不犹豫地点了头。
瓜熟蒂落。1923年春天，李富春和蔡畅携手走进巴黎市区一个半地下的咖啡馆，想单独庆祝自己的大喜日子。没有想到邓小平提前得到消息，他躲在咖啡馆里，当他们两人刚坐下，他突然笑着出现在他们跟前，一边道喜，一边嚷着要为大哥、大姐证婚……在巴黎编辑和发行《赤光》刊物期间，李富春和蔡畅与邓小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6岁就留法的邓小平天性活泼，常常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当着二人面快言快语说，“怎么样，该请我们吃喜酒喽！”今天他终于如愿以偿，喝下了不同寻常的喜酒。
李富春和蔡畅晚年每当回忆起这段美好的日子，总是兴致勃勃地说：“那时，我们三个人喝了一点酒就完成婚礼，那可是革命化哟！小平同志还是我们的证婚人哩！”
革命伴侣
1924年初，李富春和蔡畅惟一的女儿李特特出生了。蔡母抱着在法国出生的外孙女，心中充满了甜蜜的温馨，催着他们给国内的家人报告喜讯。
不过可别以为这个极为甜蜜和诗意的名字下有一个甜蜜的童年。特特的经历和她的名字一样，充满了奇特和特别。
李特特是在蔡畅毫无做母亲的思想准备时落下了生命的种子。蔡畅从她1918年投身革命，便立下了誓言：为解放劳苦大众，推翻旧中国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可是漫长的革命历程才刚刚开始起步，这个不速之客的小生命就要跑出来侵占年轻革命家的宝贵的精力和时间！因为蔡畅知道，一旦生下这个孩子，将来势必要为此分心，势必影响工作和学习。特别在封建的旧中国，一个女人要想自立自强是何等的艰难，如果有了孩子，女人再想展翅高飞，那就更加难，几乎近似梦想。所以她想来想去，狠狠心，决定中断妊娠，宁愿放弃做母亲也不愿意因此影响她所热爱与献身的事业。
李富春也同意妻子的做法。他们的结合目的很明确，不是为了天伦之乐，更不是为延续所谓的“香火”。他们是为了在革命征途中能携手并肩，志同道合，共同走向中国革命胜利的彼岸。他们不仅是夫妻、亲人，也是战友、同志。所以在他们一开始涉及职业革命家这一危险且神圣领域时，就没有准备预留孩子的位置，“孩子”在他们心中几乎和“包袱”词义等同，他们怎么可能有初为人父初为人母的喜悦呢？
打掉这个孩子，似乎已成定局。
可是他们没想到法国法律禁止妇女堕胎，所以没有医生敢为这个中国妇女做人流手术。
蔡畅要堕胎的念头，遭到母亲葛健豪极力的反对，为了保住这个革命后代，葛健豪以牺牲自己心爱学业为代价，向女儿蔡畅承诺，孩子出生后决不让她影响父母的工作，由她承担抚养外孙的重担，让孩子成长为革命接班人！
蔡畅还有什么好说？孩子是革命后代，她有权来到这个世界！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1924年春天，一个健康的中国女婴在法国巴黎出生了，好像命中注定，特特刚诞生便成为父母的独生女儿，同时也意味着将拥有一个孤独的童年。因为母亲为了防止再有第二个孩子，在产床上果断地让医生给她做了结扎手术，终身不再要孩子！
蔡畅这一行为，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用手术绝育的方法实行计划生育的女性！
蔡畅在1924年就敢于向封建社会“无后为大”的伦理道德挑战，可见蔡畅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反封建制度的勇敢精神。
小生命的降临，最喜欢的是外婆，她欢天喜地按照蔡畅名字头两个字母“TT”的音，给新生婴儿起名为“特特”。
在特特8个月时，国内的革命运动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法国的中共党员陆续回国。组织上决定李富春、蔡畅、聂荣臻离法，去苏联短期学习，然后回国。这意味着他们一家人在法国五年的生活结束了，李富春夫妇提前安顿母亲和8个月的女儿回国。葛健豪一个人带着吃奶的婴儿，漂洋过海，辗转了大半个地球，终于在1925年回到阔别五年的中国。而李富春和蔡畅在1925年早春二月，经德国前往神往已久的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