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文王八卦
　　据说周文王在忍痛吃掉了儿子的肉之后，才被商纣释放。这似乎流于野史传说。但在商人的殷墟遗存和甲骨文献里，这种行为再平常不过……
　　公元前一千余年，《旧约》中以色列大卫王之世，《封神演义》的传说时代。正当壮年的商纣王君临“天下”，统治着亚欧大陆最东端的华北平原。
　　此时的周文王，只是一个远在西陲（今天陕西）的小小部族酋长。好几代人以来，周族都臣服于商朝。文王周昌已经年过五旬，[1]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十足的老人，且又痴迷于怪异的八卦占卜，更给这个撮尔小邦笼罩了沉沉暮气。
　　一支商军突然开到西部，逮捕了周昌，将他押解往商朝都城——朝歌。这是商人一次惯常的惩戒征讨。数百年来，商王对于他征服之下的数百个邦国、部族，都是这样维持统治的。
　　这次的结果却迥然不同。

商人的“周”字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写法：“用”字的小方格中点满了点。甲骨文这种点代表鲜血，它来自被杀的人牲，是神明最新鲜的饮食。甲骨文还有专门描绘用鲜血献祭的字：一座凸起的祭台上，用点表示的血液正在淋漓滴沥下来。
从血缘关系讲，古公亶父和周人的这种行为，是对家乡族人的无耻背叛。靠着捕猎羌人，周族成了商朝在西方的血腥代理人，也得到了相应的报酬。锋利的铜兵器可以帮助他们捕获猎物；商人马拉战车的军事技术，可能也在这个时候输入了周族。
亶父以来三代人、近百年时间里，周人都在努力趋附商朝。按照传统婚俗，周族首领应当隔代迎娶姜姓的夫人。[2]亶父的夫人就来自羌人，说明在他当年结婚时还没有背弃西方盟族。但他的儿子季历、孙子周昌（文王），两代人都是从东方迎娶夫人，这表明了他们投靠商朝的姿态。
周人宣称这两位夫人都是商人，甚至是商王之女。这只是他们对周边羌人的吹嘘。商人实行族内婚，严密保护着自己高贵血统的纯洁性，绝对不会将王室之女嫁给远方蛮夷。商人的姓是“子”，而季历和周昌的两位夫人，分别姓“任”和“姒”，她们只是来自臣服于商的外围小国而已。不过任、姒两位夫人的母国，还是比周人先进的多。在周人眼里，她们俨然是从天界下凡的女神一般，后世史诗中充满了对她们的歌颂声，甚至称她们为“大任”、“大姒”（《诗经·大雅·思齐》、《史记·周本纪》）。
两代东方新娘给周族上层带来了巨大变化。丈夫可以不懂妻子家族的语言，但母亲必然会全面影响儿子一代。东方文化随她们来到西部，最神秘、“先进”的当属甲骨占卜之术，它融合文字、占算和沟通鬼神的通灵术于一身，被商人发挥到了极致。其中，对卜骨纹路进行解读和运算的部分属于“八卦”。[3]到文王周昌老年时，开始痴迷于这种来自东方的神秘运算技术。由此，周人和古中国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

文王野心：八卦
文王周昌年幼时就继承了族长之位。实际上，他的父亲季历很可能早夭而没有当过族长。季历的妻子、周昌的母亲大任来自东方，商朝显然支持幼年周昌继任周族之长。他成年后继续从东方迎娶妻子大姒，也是沿袭祖父亶父以来投靠商朝的政策，同时保障自己的权威。[4]
掌握甲骨占卜和八卦推算技术的，都是巫师家族，他们世代传承此职，将其作为家传绝技秘不示人。后世人传说，周文王在被商纣囚禁期间，将八卦推衍为六十四卦，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来历，但周昌接触和演算八卦的开端肯定更早。可以想象，当老年周昌对“八卦”发生兴趣后，肯定对占卜师软硬兼施，采用了各种手段，终于迫使他们交待出了卦象运算原理。
商、周时代，偶或有沉迷占卜之术的上层人士，但老年周昌的惊人之举，就是从中获得了背叛商朝、取而代之的启示。这显然远远超出了作为商人臣属的本分，而且背离了自祖父亶父以来的立国之本。
周昌究竟是如何推衍、论证的，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现存《周易》中的《彖辞》部分，据说就是文王周昌所作，其中有些语言确实显露出不臣之心，比如“宜建侯”、“履帝位”、“建侯行师”这类语言，已经明显超出了臣子本分，充满反逆杀机（屯、履、豫卦）。
多个卦的《彖辞》都显示，“东北丧朋、西南得朋”。东北方不利而机会在西南。商人统治中心河北，正是周人的东北方，这无疑预示着和商王决裂之机已到，需要联络西部羌人、甚至西南方深山的各族为同盟军。而后来武王灭商时，西南民族蜀、髳、微等确实参战（坤、蹇、解卦）；文王《彖辞》中出现最多的，是“利涉大川”一词——从关中到商都朝歌，必须渡过黄河，习惯山居的周人不习水性，这显然是老年周昌最关心的问题（需、讼、同人、蛊、大畜、益、鼎、涣、中孚等卦）。
沉溺在卦象演算中的周昌忽视了一点：他求教的占卜师来自商人控制的东方，他们和故乡的同行有密切联系。周人老族长的不臣之心，完全有可能通过占卜师的通信网传向朝歌，而商朝首席祭司又是商王的心腹。于是，商朝军队带走了老周昌。
《史记》等文献完全没说这是一场战事。也许商军像以往征收羌族人牲一样来到周族，顺便带走了周昌。从当时的实力对比看，老周昌的造反念头实为异想天开。所有周族人，包括他的儿子们——后来的武王发、周公旦等等，显然都被这个想法吓坏了。商人军队执法般轻而易举地带走周昌，足以说明周人被震慑之深：他们根本没有追随首领、对抗商人的实力和勇气。
周昌被捉走，把所有的难题都留给了儿子们。夫人大姒为周昌生了好几个儿子，长子伯邑考，次子周发、周旦此时已经成年。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朝歌向商纣王求情，祈求他宽恕周昌因老迈糊涂而产生的妄念。
《史记》记载，几个从商朝叛逃到周的臣子（闳夭、散宜生等），带着礼物到商都祈求纣王。这显然不是全部实情：见到叛臣只会增加商纣王的愤怒，何况此时周族也难以吸引到商朝的投诚者。商纣是异常聪明的人，“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周昌的儿子们不出面，他肯定不会宽恕周人（《史记·殷本纪》）。
文王诸子这次去朝歌的屈辱经历，只是在他们灭商、夺取天下之后，才被隐讳了起来。事实上，他们在朝歌经历的远不止是委屈羞辱，更是如梦魇一般的血腥惨剧。

天邑商：朝歌鬼神世界
旧史的零星记载说，周昌长子伯邑考到朝歌之后，被商纣王处死且做成了肉酱。周昌在忍痛吃掉了儿子的肉之后，才获得释放（皇甫谧《帝王世纪》）。这确实显得过于荒唐，似乎只能流于野史。但有了今天殷墟的考古发现和甲骨文献，我们才知道，这种行为对于商人再也正常不过。
以往数十年里，周人一直在向商朝提供羌人俘虏。对于这些人在朝歌的命运，周人可能有一些模糊的了解，却不会有太具体的观感，因为西部并没有商人的人牲祭祀场。只有在老周昌和儿子们相继到达朝歌之后，才亲眼目睹了那些经自己之手送给商人的俘虏的下场。
按照甲骨文记载，商人用活人献祭的方法有很多种。比较常见的是“卯”祭，这个字是人或牲畜被掏空内脏之后、对半剖开悬挂的形状，如同今天屠宰流水线上悬挂的猪羊。事实上，羌人俘虏也确实常和牛、羊一起被杀死“卯”祭。【图版，甲骨文“卯羌及牛”】

其他献祭方式包括奉献人牲的内脏、鲜血、头颅。加工人牲方法有烧烤、滚汤炖烂、风干成腊肉等等，都有专门的甲骨文字。这都是加工食物的方法，因为他们就是奉献给神灵的饮食。按照习俗，神明享用祭品时也施加了祝福，所以典礼结束之后，献祭者将分享祭品。
这自然会得出一个惊悚的推论：商人，特别是上层商人，很有可能是食人族。但这并非只有考古证据。历史文献中除了伯邑考被做成肉酱；另一位对纣王有异心的小国君“鬼侯”也被做成了肉干，分赐给其他邦君为食。
按商人观念，异族的酋长、贵人是最高级的人牲，他们给这种酋长叫“方伯”，再多的普通人牲也抵不上一位方伯。周昌或者他的继承人，正是商人眼里的一位“羌方伯”。
但这次被“用”的为什么是伯邑考，而不是他的弟弟武王发、周公旦，或者惹出这场风波的老周昌自己？

在犹太《旧约》里的上古时代，上帝最喜欢接受长子作为祭礼。商人未必有这种礼俗，但他们确实喜欢用青壮年男子或儿童献祭，极少用老年人（对某些特定的神则用青年女子）。而且，商人习惯用占卜选择祭品，他们应当对伯邑考、周发、周旦等兄弟进行了认真考察和占算，来确定谁最适合做成肉酱。毕竟，用来祭祀的牛、羊事先也要认真检查，看它们的毛色、肥瘦，以及有没有疤痕、暗病，这种记载在《春秋》中屡见不鲜。老周昌的儿子们如何经历过这一关，他们的感受如何？旁人将永远无法得知。
无论如何，老周昌重获自由。而且，他和儿子们还有了意外收获。

首先，商纣王对他们的悔过非常满意，尤其是周昌吃下自己儿子肉的表现。这大概象征了他衷心归化于商人文明世界的姿态。纣王授予周昌“西伯”身份，让他代表商朝管理更大范围的西方事务。
还有，在这次朝歌之旅中，周昌父子获得了面对面观察商人高层的机会。除了那些足以让人疯狂的血腥祭祀，他们还发现，商朝远不是他们在西陲时想象的“天邑商”——如同仙界般悬浮在天空的神圣都市。这里虽然富丽堂皇，但所有的人，从商纣王到他的兄弟子女亲人，都和周人一样普通，没有任何神圣之处。
最关键的是，商人世界并非一个团结的整体。和任何一位族长、首领一样（甚至更加严重），纣王身边充斥着心怀不满的兄弟和宗族成员，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继承权明争暗斗。闳夭、散宜生等向周人暗送秋波的商朝臣子，应当是在这时和周昌父子们建立联系的。周武王灭商之后扶植的傀儡、商纣之子武庚，此时肯定也对周人进行了试探拉拢，更不用说商纣那些早已心怀不满的叔伯兄弟们，比如稍后被处死的比干。在这些人看来，周族人和他们那些西方亲属羌人部族，也许是可以利用的潜在力量。如果商纣王一意孤行、不尊重这些贵族的利益，就有必要联络异族，里应外合发动政变。

商纣王和他身边的觊觎者们，都没有想到扶植周族可能带来的危险。
商人称霸中原已长达六百年，从没有外来威胁可以动摇它的统治。而且，商人一致认为，天界的上帝、诸神主宰着人间一切祸福命运。已经死去的历代商王、贵族，也都进入天界成为神灵，拥有大小不一的神力。那些神灵非常“现实”，只保佑向他们献祭的人。奉献的人牲、牛羊越多，诸神就越高兴，会保证献祭者享受人间的一切。
商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天地、山川、祖先之神不停献祭，祭祀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如同营养师的菜单。在甲骨文记载中，商王会一次宰杀、奉献三千名人牲，以及一千头牛。能够保存到现在的甲骨文只是九牛一毛，这肯定不是商人规模最大的祭祀。

商王之下的贵族们死后成为小神，但他们也必须保佑后世商王，不能只顾及自己的子孙。在纣王之前二百多年，商王盘庚刚刚把都城迁到朝歌，他身边的贵族们大都不满。盘庚将他们召集起来训话，公然威胁说：不要以为你们死去的祖先会帮助你们，因为他们都在我先王的身边，跟着享受了我奉献的祭品，所以会优先保佑我盘庚，不会纵容你们！[5]
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
据说商人早期是经营畜牧和商业的民族，所以他们把被统治的人视同牲畜，并且用生意人的思维和诸神打交道（《山海经·大荒东经》，《世本·作篇》）。商纣王觉得天下是他一人的产业，其他商人贵族也认为王位只能在商人内部传承。周人只是他们的工具而已，永远没有爬到主人位子上的可能。

太公阴谋
在周昌父子们周旋活动于朝歌时，他们也许还遇见了一位后来共同参与改写历史的人物，就是太公吕尚——后世所谓的“姜太公”。他族姓为姜，属于周人的传统盟族，羌人。
《史记》说太公吕尚是“东海上人”，在渭水边垂钓遇到文王而被重用。这种叙事模式来自《战国策》的说客故事，不足采信。更晚的野史小说《封神演义》，则有姜太公曾在朝歌城里卖面粉、当屠户的故事。在商周之际，世袭阶级身份是不可能改变的，根本不会有出身平民的暴发户。太公必然出自羌人中的吕氏部族，是一位典型“羌方伯”之子。
但这并不排除太公曾有在朝歌生活的经历。《史记》中记载确凿的，是姜太公在后来周人的灭商事业里作用巨大，特别是提供了许多阴谋秘计，“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种阴谋算计，和羌人、周人在西陲山地的简单淳朴生活格格不入。只有“文明”世界才能塑造出如此阴沉工于心计的人。
那么，出身羌人上层的太公吕尚，为何有着如此复杂难以捉摸的经历，并最终和周人走到了一起？
结合周人以往为商朝所作的工作，可以推测，太公作为羌人吕氏部族的首领之子，可能是被周人俘获或者诱捕，然后作为人牲送到了朝歌。那时的太公和文王都还年轻。但某些变故使他侥幸保住了性命（比如占卜结果并不适合作祭品等），便在朝歌城内作为一名贱民生活下来，直到见到了被押解来的老周昌和追随而来的儿子们。
如此的话，老年太公和周昌在朝歌城内的再次会面，一定极富戏剧性，特别是在老周昌父子们经历了作为“羌方伯”的种种遭遇、伯邑考被“用”之后。这次相见的细节已混淆在种种传说中无法复原，但结局很清晰：这些有着同样惨痛经历的人达成共识，太公谅解了周族人以往的暴行，认可了老周昌的灭商梦想——虽然动机来自他未必理解的八卦推算。他悄悄和周昌父子们一起回到了西部，共同投身到灭商大业中。
带着在朝歌的惊悚、悲哀、新知和收获，老周昌和剩余的儿子们回到了故乡。他们离开时只有忧虑绝望，归来时却已经团结一致，带领全族投入了这桩豪赌事业：翦商。这个事业已经裹挟了包括周人在内、从东方商都到西部远山的各种政治势力，一旦开启就不可能中止，如同置身深山峡谷中的漂流之舟，或者苦撑到辽阔富饶的新家园，或者在激流乱石中撞得粉身碎骨。
这桩事业中，新加盟的太公吕尚为周人提供了极大帮助。司马迁《史记》记载，太公给文王周昌、武王周发父子策划的，都是阴谋诡计、密室之谋，大多没有记载下来。但他能给周人的教益不止于此。
和周人、羌人相比，商人的文明更加发达，分工专业化程度和生产效率更高。以太公可能在朝歌城内从事过的屠宰业为例（倒不仅是来自《封神演义》的戏说，在很多早期文明中，屠夫职业确实与贱民身份密切相关），商都的这个产业早已脱离了小作坊经营阶段。屠宰完的人牲肉、骨利用很充分，不同部位、器官被分拣归类，进入下一轮生产环节。在1930年代发掘的殷墟手工工场区内，有专门加工人腿骨的作坊，经过初步拣选的成年人腿骨被捆扎在一起，等待下一步精细加工，可能是制作束头发的骨簪。在其他的商代作坊区中，还有专门用人头盖骨制作碗的遗迹。周人不会这样利用人骨，但这种分工、专门化的生产方式，则是太公能够带来的真正进步。
此外，年轻的周发（武王）还娶了太公的女儿，周公旦可能也娶了另一位姊妹。由此，周人重续了和羌人的世代婚姻，两个亲缘部族终于在灭商大业之下团结起来。

下篇
周公解梦
朝歌城的经历、长兄的惨死，显然给武王造成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他的后半生都无法摆脱失眠和噩梦的困扰。
周命维新
从朝歌返回之后，老周昌对翦商事业非常乐观。他的创意终于得到了儿子和族人的响应，他们看到了商人内部的裂痕，还获得了太公为代表的羌人同盟军。再加上卦象显示的各种预兆——目前族人们还不懂如此高深的玄机，但他们早晚会为之折服——翦商大业注定前途光明。
周昌甚至按照朝歌的排场给自己加了王位。从此，他才成了和商纣王平等的王、历史上的“周文王”。当然，这只是在周人的小范围内，悄悄瞒着商纣王的耳目。
从朝歌回来之后，文王的身体还算康健，记忆力却迅速下降。后来周人史诗说他“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其实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症状（《诗经·大雅·文王》）。
这些已经不重要，因为他有限的时间和智力，都已投入了将八卦演算为六十四卦的工作，这也许是他解除丧子之痛的唯一方式。后世卦师们的衣食之源——《周易》由此产生。
但这对于翦商事业没有任何助益，具体工作都由儿子们进行。除了丧命商都的伯邑考，现在成年的只有周发和周旦。对于老周昌一意孤行开创的这桩事业，他们依旧视为畏途。
和庞大、发达的商王朝相比，周族力量毕竟太弱小了。周旦（周公）性情柔弱，从不敢质疑父亲的决策，但也无法胜任太多建设性工作。周发则努力担负起这桩事业，这应当是他被文王指定为继承人的重要原因。
周昌父子的翦商事业，已经被古代经学家、现代历史学者讲述过无数遍。他们举族迁往更适合农业种植的平原地区，借着商纣王授予的“西伯”头衔，拉拢、团结周边羌人等部族，对不愿服从的部族、方国则进行武力征服。
周人扩张非常迅速，他们的势力甚至开始伸展到关中之外。被征服者提供了衣食资财，使周族男子得以从生计劳碌中解脱出来，组建全民皆兵的武装。周人传统的氏族、家支都被打散，青壮年在军事单位中重新编组。
在扩张过程中，周人还创立了“大学”，也叫辟雍或明堂。这个最早的大学的事业，不是学习研究文化，而是对所有周人男子进行军事训练，最基本的必修课是射箭，最先进、难度最高的则是驾驶战车作战。
在经典文献的描述中，辟雍是一座环水的高大建筑，其实就是护城河环绕的武装堡垒。周王和儿子们都居住在堡垒中。这座辟雍成为周人征服南北西东的力量之源：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从朝歌返回之后，文王周昌又活了九年。他去世后，周发即位自称武王，但仍然继续文王的纪年。按照他的解释，父亲的在天之灵依旧指导着翦商大业。

因为是太上章，想必大家对中国上古历史颇感兴趣吧，偶得一好文，迫不及待分享与大家，希望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