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竹林七贤”，唐以后的许多画家都关注过，表现过。明清以后则更甚，自陈老莲到傅抱石，后世画家笔下的“七贤”，或狂歌纵酒、或跣足袒卧、或抓蚤挠痒、或临溪濯缨，情状虽不同，但他们的背景无一不是茂林修竹中。否则，何以称“竹林七贤”？孙位的《高逸图》是将诸贤分别置于重彩浓色的花毯、花垫上。以浓重色彩和木石等配景与人物的淡雅形成对比。画图的“富贵气”更突出了人物“高贵”，同时也诠释了何为贤——富而不骄、贵而不霸是也。
从这个意义上讲，宋徽宗题图的“高逸”是读懂了孙位。那么到底怎样的表现才是处理“东晋风流”这个历史题材的正解呢？从纯绘画的角度看，孙位的《高逸图》正是晚唐以前传统人物画高度成熟的典范，一方面是人物的传神写照，一方面又是高古的装饰风。其忽略的是人物和自然景物的融合与互动。而后世画家的处理应视为人物画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另一种艺术努力吧。
撇开绘画，对于“七贤”的认识，史学和文学上大概也是歧义互见。孙位和赵佶看到的七贤与后来大多数人追慕的七贤本来就有差别。这七个东晋王朝的贵族知识分子，尽管他们才华绝世，个性乖张，狷介狂放，大多对司马氏政权采取鄙视和不合作的政治态度，但作为“士”他们不可能没有庙堂之志和庙堂之想。这大概就是孙位和赵佶眼中的“高逸”。同时他们又有不合流俗、睥睨权势的江湖之行和江湖之性。后世看重的便是他们的如竹之节，如酒之情，是放浪形骸的“野逸”。
中国邮政定于2016年4月2日发行《高逸图》特种邮票1套3枚、小型张1枚。原画《高逸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它纵45.2厘米，横168.7厘米，是一幅彩色绢本的人物画。此画构图采取树石与人物相间隔，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相衬托的手法，既突出了主要人物，又将各个人物的动作情态统一于和谐的环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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