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那些不喜欢斯皮尔伯格的人，当他们面对《辛德勒的名单》时，也不敢随意使用“滥情”这个定语。人们常称斯皮尔伯格为一个“知道观众何所求”的导演，认为他缺少作为艺术家的格调，更多地投射出作为一个电影人的“匠气”。但对于《辛德勒的名单》来说，这样的吹毛求疵毫无存在的必要，因为电影中大多数让人震撼或感动的情节线索，都来自于真实的历史细节。无需刻意的设计，电影即呈现出了普通情节剧难以表达的情感张力。斯皮尔伯格几乎没有使用任何操纵观众情绪的技法，尽管他本擅长于此。他只是克制地选择了一系列历史事件，一连串故事细节，摒弃了全知全能的导演视角，平静地为我们描述了属于奥斯卡·辛德勒的故事，他是一名纳粹党员，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一个纵情声色的男人，更重要的，是一个拯救了许多犹太人生命的“义人”。
但电影毕竟不是纪录片，《辛德勒的名单》必然也加入了导演的个人理解，关于残忍和道义，电影则用两个对立的角色来展现这种理解。
年轻的拉尔夫·费恩斯扮演了一位拥有极端邪恶气质的纳粹军官，我们必须承认，因为费恩斯的个人魅力和情节设计，这一角色的塑造有对历史原型人物的部分美化，相较于真实的阿蒙·高斯，电影中的阿蒙似乎还残存一点点愚蠢的人性。在辛德勒劝说他不要随意杀人的某一刻，相信每一名观众都会产生相同的错觉：似乎这位集中营长官还不是彻底的无可救药，但现实的情况则会突然给人当头一棒。阿蒙似有似无的人性，他会爱上犹太女佣，他会宽恕犯错误的囚犯，它们都只是一种可能的事实，而并不是对纳粹分子的美化或粉饰。
聪明的辛德勒用国王和囚犯的故事奉承着阿蒙，迎合着他作为集中营最高指挥官的权威和尊严，但这些努力最终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这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对于纳粹分子来说，犹太人根本不能算作人，而那些对于人的怜悯，也就不应该施加于他们之上。这也是每一部反纳粹的电影尝试提醒我们的论点，不要以为纳粹是反人类的，它们就是人类，它们就是人性，有无数像阿蒙·高斯这样的人，认为自己是在进行着伟大的事业，用毁灭犹太人控制全世界的阴谋，来完成对人类群体的“净化”。
对于辛德勒而言，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他前后的反差，这也是电影对称结构的一部分。在影片开始时，名单上的人会死去，影片结束时，名单上的人活了下来，而辛德勒也完成了个人命运的逆转。
10分钟的开场展现了辛德勒的交际能力，他精于公关技巧，自由出入于军界高层的社交圈子，在战争开始之时，积累了足够社会关系的他，试图在波兰发一次战争财。
电影前半小时的情节，在描绘犹太人的命运即将发生剧变的时代背景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现了辛德勒的“缺陷”和“原罪”，他对实际的生意一窍不通，雇佣了一位精明的犹太会计来打理生意，雇佣犹太工人也只是因为便宜。在缺少原始资本时，甚至也使用了威胁、强迫等手段来逼迫犹太金主出让财产。
辛德勒当然不是一个完人，他贪财，追求奢华生活；好色，包养情妇，甚至还找了一群年轻姑娘做女秘书。但作为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个体，他最初的想法其实无比单纯，那就是赚钱发财，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身为纳粹党员，德国的强大当然不错，但杀光犹太人却根本没有必要，那些所谓“净化人类”的伟大理想，对于他这样唯利是图的人是彻底绝缘的。追名逐利大都人畜无害，崇高理想却时而毁灭人类。
情节的曲折往往吸引让人忽略了电影高超的技法，在描述辛德勒转变的过程中，电影运用的剪辑技巧，配乐以及构图设计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在镜头处理上刻意的留白，更让观众对细节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我们不知道辛德勒如何发现阿蒙对女佣海伦的感情，他做出的努力最后却令人心酸的徒劳无功。而当辛德勒的心理状态发生转变时，镜头很少直接对准他的脸，在和会计斯特恩谈话时，我们从他们的对话中了解这种情绪变化，集中营的屠杀镜头时而插入，他感到了痛苦，意识到了一种责任，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什么，他成为了一名人道主义者。
但这种责任有着不菲的代价。电影轻描淡写地描述着辛德勒和斯特恩上下打点关系的付出，财物交换的是生命，这一过程如何发生，其实一点都不重要。辛德勒身上那些曾让人讨厌的能力，反而成为了拯救生命的关键，他欺骗着德军经营着一家根本不存在的工厂，千金散尽，终于等到了历史结束的时间。斯皮尔伯格并未为辛德勒的转变寻找直接的原因，反而成就了电影的伟大，它的视角是冷静而克制的，这一过程让辛德勒发生的转变自然而流畅，也触动了银幕之外的人。辛德勒的名单是一个奇迹，但在奥斯维辛，在普拉绍夫，我们本需要更多的奇迹。但我们不该妄自评判辛德勒的得失成败，因为“凡救人一命，即救全世界”。
“在奥斯维辛，没有新东西可供报道。这里天气晴朗，绿树成阴，门前还有儿童在打闹、嬉戏”。当罗森塔尔写下这一不朽名句时，战争仅仅结束了13年，波兰境内的犹太人所遭遇的悲惨经历依然历历在目。奥斯维辛和普拉绍夫是人类的不幸，而我们必须承认，全能的时间默然地冲刷着世间的苦痛，这是它之于凡人的幸运。当大屠杀的受害者与刽子手纷纷离世，几代人的记忆终将成为苦难的象征与符号，但我们不敢忘记一些深刻的名字，一些荒唐的数字和一些残忍的真实。70年后，奥斯维辛仍然没有新闻，它们已是全人类的历史。
但电影毕竟不是纪录片，《辛德勒的名单》必然也加入了导演的个人理解，关于残忍和道义，电影则用两个对立的角色来展现这种理解。
年轻的拉尔夫·费恩斯扮演了一位拥有极端邪恶气质的纳粹军官，我们必须承认，因为费恩斯的个人魅力和情节设计，这一角色的塑造有对历史原型人物的部分美化，相较于真实的阿蒙·高斯，电影中的阿蒙似乎还残存一点点愚蠢的人性。在辛德勒劝说他不要随意杀人的某一刻，相信每一名观众都会产生相同的错觉：似乎这位集中营长官还不是彻底的无可救药，但现实的情况则会突然给人当头一棒。阿蒙似有似无的人性，他会爱上犹太女佣，他会宽恕犯错误的囚犯，它们都只是一种可能的事实，而并不是对纳粹分子的美化或粉饰。
聪明的辛德勒用国王和囚犯的故事奉承着阿蒙，迎合着他作为集中营最高指挥官的权威和尊严，但这些努力最终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这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对于纳粹分子来说，犹太人根本不能算作人，而那些对于人的怜悯，也就不应该施加于他们之上。这也是每一部反纳粹的电影尝试提醒我们的论点，不要以为纳粹是反人类的，它们就是人类，它们就是人性，有无数像阿蒙·高斯这样的人，认为自己是在进行着伟大的事业，用毁灭犹太人控制全世界的阴谋，来完成对人类群体的“净化”。
对于辛德勒而言，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他前后的反差，这也是电影对称结构的一部分。在影片开始时，名单上的人会死去，影片结束时，名单上的人活了下来，而辛德勒也完成了个人命运的逆转。
10分钟的开场展现了辛德勒的交际能力，他精于公关技巧，自由出入于军界高层的社交圈子，在战争开始之时，积累了足够社会关系的他，试图在波兰发一次战争财。
电影前半小时的情节，在描绘犹太人的命运即将发生剧变的时代背景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现了辛德勒的“缺陷”和“原罪”，他对实际的生意一窍不通，雇佣了一位精明的犹太会计来打理生意，雇佣犹太工人也只是因为便宜。在缺少原始资本时，甚至也使用了威胁、强迫等手段来逼迫犹太金主出让财产。
辛德勒当然不是一个完人，他贪财，追求奢华生活；好色，包养情妇，甚至还找了一群年轻姑娘做女秘书。但作为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个体，他最初的想法其实无比单纯，那就是赚钱发财，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身为纳粹党员，德国的强大当然不错，但杀光犹太人却根本没有必要，那些所谓“净化人类”的伟大理想，对于他这样唯利是图的人是彻底绝缘的。追名逐利大都人畜无害，崇高理想却时而毁灭人类。
情节的曲折往往吸引让人忽略了电影高超的技法，在描述辛德勒转变的过程中，电影运用的剪辑技巧，配乐以及构图设计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在镜头处理上刻意的留白，更让观众对细节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我们不知道辛德勒如何发现阿蒙对女佣海伦的感情，他做出的努力最后却令人心酸的徒劳无功。而当辛德勒的心理状态发生转变时，镜头很少直接对准他的脸，在和会计斯特恩谈话时，我们从他们的对话中了解这种情绪变化，集中营的屠杀镜头时而插入，他感到了痛苦，意识到了一种责任，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什么，他成为了一名人道主义者。
但这种责任有着不菲的代价。电影轻描淡写地描述着辛德勒和斯特恩上下打点关系的付出，财物交换的是生命，这一过程如何发生，其实一点都不重要。辛德勒身上那些曾让人讨厌的能力，反而成为了拯救生命的关键，他欺骗着德军经营着一家根本不存在的工厂，千金散尽，终于等到了历史结束的时间。斯皮尔伯格并未为辛德勒的转变寻找直接的原因，反而成就了电影的伟大，它的视角是冷静而克制的，这一过程让辛德勒发生的转变自然而流畅，也触动了银幕之外的人。辛德勒的名单是一个奇迹，但在奥斯维辛，在普拉绍夫，我们本需要更多的奇迹。但我们不该妄自评判辛德勒的得失成败，因为“凡救人一命，即救全世界”。
“在奥斯维辛，没有新东西可供报道。这里天气晴朗，绿树成阴，门前还有儿童在打闹、嬉戏”。当罗森塔尔写下这一不朽名句时，战争仅仅结束了13年，波兰境内的犹太人所遭遇的悲惨经历依然历历在目。奥斯维辛和普拉绍夫是人类的不幸，而我们必须承认，全能的时间默然地冲刷着世间的苦痛，这是它之于凡人的幸运。当大屠杀的受害者与刽子手纷纷离世，几代人的记忆终将成为苦难的象征与符号，但我们不敢忘记一些深刻的名字，一些荒唐的数字和一些残忍的真实。70年后，奥斯维辛仍然没有新闻，它们已是全人类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