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年（1541）八月，俺答與其兄吉囊各率數萬騎由大同平虜衛附近入邊.深入山西中部太原、石州一帶。“殺掠無算”[v]，山西副總兵丁璋戰死；同年九月，俺答再次由平虜衛附近入邊，進犯朔州等地。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七月，俺答再次率十萬餘騎自大同左衛入邊，深入太原、平陽、澤、潞一帶，“殘縣道四十，掠殺男女二十萬，雜畜二百萬，衣襆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vi]，甚至連京師亦不得不宣佈戒嚴。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十月，俺答又從宣府附近的萬全右衛潰牆而入，大掠蔚州、廣昌等地，前鋒直抵河北完縣，京師再度宣佈威嚴。
為應對日益嚴峻的邊疆危機，明廷著手在宣府鎮與大同鎮修築邊牆。嘉靖二十一年（1542）至二十九年（1560）,翟鵬、詹榮、翁萬達先後總督宣、大，挑修邊牆千餘里。其中以翁萬達功績最大，他先是於嘉靖二十五年（1546）修築大同鎮所屬陽和開山口一帶與宣府鎮所屬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一帶邊牆，共202里[vii]。次年又修築“大同西、中、北，宣府中、北、東各三路”邊牆“幾八百里”[viii]。
為配合邊牆的防禦，嘉靖中期開始，明朝沿邊牆修築了一系列長城邊堡。關於邊牆與邊堡的關係，明代史料中鮮少記載，雍正《山西通志》追溯此事為“初，總督翟鵬議鑿長塹。後撫鎭漸築城垣，及增築靖魯[虜]五堡、滅狐[胡]九堡、鎮羌四堡，大同西北號為重障。（嘉靖）二十五年，總督翁萬達集都禦史詹榮、總兵周尚文議曰：塹可填渡，且不利拒守，故必城長城。長城必有台，利於旁擊，台必置屋，以處戍卒。近城必築堡，以休伏兵，城下留數暗門，以便出哨。創新凡三百餘里，敵臺、暗門稱是，增築保安堡，設兵戍守。又多築土堡於内，以屯伏兵。後又計李信屯道里，及宣大援兵，節度行之”[ix]。這一則史料指出了長城邊堡的功能，所以，與修築邊牆同時，大同鎮的長城邊堡也普遍修築起來。
在這種背景下，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明朝在此地修築新平（今山西省天鎮縣新平堡鎮）、保平（今天鎮縣新平堡鎮保平堡村）、平遠（今天鎮縣新平堡鎮平遠堡村）和樺門（在今天镇县新平堡镇红土沟村东）四堡，並設參將於新平堡，歸大同陽和道管轄。
關於新平一路的戰略地位，楊時寧評價道：
本路原非舊設，乃嘉靖二十五年新展自境外者。舊邊自東路鎮寧堡縮而南於宣鎮之李信屯相聯，不惟邊垣曲折加長，抑且哨夜近虜難瞭，今開拓，北直於宣鎮西陽河相接，境土加多，夷酋遠徙，其為計誠得矣！參將分屬新平、平遠、保平、樺門四堡俱極衝。……本路孤懸口外，危如累卵，款後豺狼不嗥，烽燧銷儆，固幸無事，萬一匪茹，呼吸之間，安危立判。精簡練以壯先聲，聯唇齒以資應援，所當昕夕戒備而不可緩圖者。[x]
正因如此，明朝在此四城堡駐劄了一名參將、三名守備官和一名防守官，官軍二千九百五十六員名，馬騾五百八十九匹頭。其中新平堡最為重要，其所負責防禦的“水泉兒溝、榆林縣川俱極衝，通大虜。邊外五路台吉、松木兒及守口夷人俱在小古城並榆林舊縣等處駐牧。本堡建在山後，出山口若鶯嘴然。東為宣鎮西陽河藩籬，南為瓦窯、天城屏翰。嘉、隆間，節被虜酋入犯，今雖設有市口，諸酋往來交易頗稱恭順，脫或渝盟，此實首禍之地，未雨徹桑，所當倍加嚴飭云”[xi]。所以，明朝政府在此修築了周長三里六分的城堡，駐守參將，統轄“見在旗軍六百二十三名，馬騾五十七匹頭”，以便組織戰守。

光緒《天鎮縣志》中有較系統的記載：
大同鎮新平路駐劄天鎮縣新平堡，轄天城、陽和、渾源三營，新平、馬市、東井、瓦窯、鎮門、守口、鎮宏七汛。本路參將一員，順治六年設；中軍守備一員，順治六年設；在營汛把總一員，雍正九年設；經制外委千總一員，經制外委把總二員，額外外委二員。馬步守兵一百九十六名：内馬兵六十五名，步兵七十八名，守兵五十二名。《舊志》：原額馬步守兵三百一十二名，雍正元年添設馬兵八十一名，步兵七十八名，又於舊額守兵内撥給馬市口防守邊汛兵二十八名，乾隆元年撥給陽、天二營馬兵五名、守兵一十二名，實在馬兵一百一十三名、步兵二百六十三名。《營冊》：道光十二年，奉文裁汰步兵一名、守兵五名；二十二年，奉文裁汰馬兵一名；咸豐四年，奉文裁汰步兵二名、守兵六名；同治元年，奉文裁汰馬兵七名、步兵四名、守兵十九名；光緒十年，奉文裁汰馬兵六名、步兵九名、守兵九名。官例馬十九匹，營操馬六十五匹。
馬市口堡，千總一員，雍正九年設。馬步守兵二十五名，内馬兵二名，步兵三名，守兵二十名。《營冊》：原額馬步守兵五十九名。自道光二十二年至咸豐四年，共裁汰馬兵一名、步兵六名、守兵十八名。光緒十年，奉文裁汰馬兵一名、步兵一名、守兵一名。[xxix]

四、新平地區駐軍規模變化的趨勢與《新平堡圖》年代的推測
通過分析上面所列的史料，我們可以了解到新平地區駐軍規模的變化：
明朝嘉靖、萬曆年間，新平路駐軍2956名，其中新平堡623名，平遠堡406名，保平堡321名，樺門堡297名。
順治九年，新平堡駐軍300名，平遠堡駐軍100名。
雍正元年之前，新平堡駐軍312名。
雍正元年，新平堡駐軍443名。
雍正九年，新平堡駐軍463名。
乾隆元年，新平堡駐軍376名。
乾隆二十七年以前，新平路駐軍1002名。
乾隆四十七年以前，新平堡駐軍316名，馬市口堡駐軍69名。
乾隆五十一年以前，新平路駐軍720名。
乾隆五十二年以前，新平路駐軍873名。
道光十二年裁汰後，新平堡駐軍235名，馬市口駐兵59名。
道光二十二年裁汰後，新平堡駐軍駐軍229名，馬市口堡駐軍50名。
咸豐四年裁汰後，新平堡駐軍228名，馬市口堡駐軍50名。
同治元年裁汰後，新平堡駐軍219名，馬市口堡駐軍50名。
光緒十年裁汰後，新平堡駐軍196名，马市口堡駐軍25名。

对比上面的駐軍數字，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除雍正九年添設少量兵馬外，從明朝嘉靖、萬年年間，一直到清光緒年間，無論是新平堡、平遠堡和馬市口堡各堡駐軍，還是新平路駐軍總數，其規模都是逐漸削減的，這也因應了明清兩朝宣大地區所在的長城地帶軍事地位的變化趨勢。《新平堡圖》中新平堡駐軍數目為218名，與上面所列數字相對照，與同治元年至光緒十年之間新平堡駐軍數目大體相符，則該圖很有可能繪製於這段時間。
另外，從各種史料中我們可以看到，順治九年，平遠堡的駐軍也大量削減，之後各種史籍亦不載其駐軍情況，很可能其駐軍裁撤於康熙年間。而保平堡和樺門堡在入清之後便無相關記載，應早已裁撤，正如《新平堡圖》中，在保平堡的位置上，寫有：“保平堡，至新平捌里，係民堡，並無設文武官員”。
究其原因，自當是此二堡位置靠後，軍事形勢緩和後，無需在此駐軍之故。尤其是樺門堡，不單地處山岇，交通不便，而且取水條件極差，僅有堡内水井一口，駐兵一般多到紅土溝、黃羊溝汲取泉水，周圍並無開發農業的條件，純粹為防守邊墻而修築。民國初，樺門堡的所有居民都已遷出，棄為空堡。[xxx]
從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新平堡圖》，我們可以觀察到清代後期華北長城地帶軍事駐防情況及其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係。通過對比該地區不同時代的駐軍情況，我們可以清晰感受到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政治環境對軍事佈局的影響。因此，此圖具有相當重要的史料價值。

[i] 王士性：《廣志繹》卷1《方輿崖略》，中華書局，1981年，第12頁。
[ii] 孫靖國：《明代雁北地區城堡的職能與選址特徵》，《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1年第4輯，第105-117頁。
[iii] 《明憲宗實錄》卷242，成化十九年七月丙辰條，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第4091-4092頁。
[iv] 《明憲宗實錄》卷268，成化二十一年七月壬戌條，第4530-4531頁。
[v] 談遷：《國榷》卷57，嘉靖二十年八月甲戌條，中華書局，1958年，第3616頁。
[vi] 《國榷》卷57，嘉靖二十一年七月丙寅條，第3630頁。
[vii] 《明世宗實錄》記載此時為：“總督宣大侍郎翁萬達等修築大同東路之天城、陽和、開山口一帶邊牆一百三十八里，為堡七，為墩台一百五十有四；宣府西路之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堡一帶邊牆六十四里，為敵臺十，斬崖削坡五十里”。《明世宗實錄》卷313，嘉靖二十五年七月甲戌條，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第5868-5869頁。
[viii] 《明世宗實錄》卷323，嘉靖二十六年五月戊寅條，第5998-5999頁。
[ix] 覺羅石麟撰，儲大文修：《山西通志》卷11《關隘》，雍正十二年（1734）刻本，第9-10頁。
[x] 楊時寧：《宣大山西三鎮圖說》，明萬曆癸卯（1603）刊本，《玄覽堂叢書》初輯004，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正中書局印行，1981年，第283頁。
[xi] 《宣大山西三鎮圖說》，第286頁。
[xii] 《宣大山西三鎮圖說》，第288頁。
[xiii] 《宣大山西三鎮圖說》，第290頁。
[xiv] 《宣大山西三鎮圖說》，第292頁。
[xv] 阿桂：《皇清開國方略》卷8，天命九年二月庚子條，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四輯，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190頁。
[xvi] 谷应泰：《明史紀事本末》補編卷3《西人封貢》，中華書局，1977年，第1572頁。
[xvii] 《清史稿》卷115《職官二》，中華書局，1977年，第3300頁。
[xviii] 盧象昇：《盧象昇疏牘》卷6《密陳邊計疏》，浙江古籍出版社點校，1984年，第140頁。文中“□”為清代塗抹之處，想來不外是“虜”、“夷”之類。
[xix] 張充國纂修：康熙《西寧縣志》《張充國序》，第3頁-4頁，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刻本。
[xx] 房裔蘭修，蘇之芬纂，雍正《陽高縣志》《蘇之芬序》，清雍正七年（1729）刊刻，民國鉛印，成文出版社影印，1966年，第6-7頁。
[xxi] 《清世祖實錄》卷41，順治五年十一月癸未條，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7年，第331頁上左。
[xxii] 胡文燁等纂修：《雲中郡志》卷7《武备志·兵籍》，清順治九年（1652）刻本。
[xxiii] 觉罗罗麟修，储大文纂：《山西通志》卷48《兵制》，清雍正十二年（1734）刻本。
[xxiv] 《大清會典則例》卷110《兵部·職方清吏司》。
[xxv] 吴辅宏修，王飞藻纂，文光校订：乾隆《大同府志》卷16《兵防》，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修，四十七年（1782）重校刻本，第7頁。
[xxvi] 乾隆《大同府志》卷16《兵防》，第13頁。
[xxvii] 《皇朝文獻通考》卷184《兵考》。
[xxviii] 《皇朝通典》卷71《兵四》。
[xxix] 《天鎮縣志》卷3《營制志》，光緒十六年刻本，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成文出版社影印，1968年，第374頁。
[xxx] 《天鎮縣村鎮簡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32-23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