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天官书》载：“两河、天阙间为关梁。”所谓“天阙”，张守节《正义》说：“阙丘二星在南河南，天子之双阙，诸侯之两观，亦象魏县书之府。”可见天阙二星的由来与地上的“天子之双阙，诸侯之两观”有关。《水经注·谷水注》说魏明帝在洛阳南宫阊阖门外“夹建巨阙，以应天宿。”[1]是以人工建筑映照天上星宿。
有学者以为，阙是早期道教所追求的仙界的象征符号和人仙两界交通的神学媒介[2]。阙的确是神仙世界的门户。据说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上，“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3]《艺文类聚》卷六二引《神异经》曰：“东北大荒中，有金阙，高百丈，上有明月珠，径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阶，西北入两阙中，名天门。”
所谓“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4]阙作为一种礼制建筑，能够昭示天子威仪和帝国气势，阙的政治宣教功用值得研究者注意。

“门阙，天子号令赏罚所由出也”
刘熙《释名》云：“阙，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阙”又称“象魏”。《左传·庄公二十一年》：“郑伯享王于阙西辟”。杜预注：“阙，象魏也。”孔颖达疏：“其上县法象，其状巍巍然高大谓之象魏。”孔颖达以为“象魏”与“县法象”和“巍巍然”有关。所谓“县法象”的做法源自《周礼》。《周礼·天官·大宰》载：“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郑玄注：“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至正岁，又书而县于象魏，振木铎以徇之，使万民观焉。”又引郑司农云：“象魏，阙也。”贾公彦疏：“郑司农云‘象魏，阙也’者，周公谓之象魏，雉门之外，两观阙高魏魏然。”
《文选》卷四引张衡《东京赋》说：“建象魏之两观，旌六典之旧章。”薛综注：“言所以立两观者，欲表明六典旧章之法。”“旌六典之旧章”，即是以上所说“县法象”之意。象魏所“县”之“法象”，除了《大宰》所说的“治象之法”外，还有《地官•大司徒》的“县教象之法”，《夏官•大司马》的“县政象之法”、《秋官•大司寇》的“县刑象之法”。[5]
汉代每擒杀夷狄之王，常将王首悬于阙下。武帝时郭吉出使匈奴，曾以“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之语恐吓对方[6]。终军曾誓言“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7]苏武警告前来劝降的义律说：“宛王杀汉使者，头县北阙。”[8]贰师将军李广利征伐大宛，汉武帝下诏称赞他“获王首虏，珍怪之物毕陈于阙。”[9]汉昭帝时，傅介子斩杀楼兰王，“驰传诣阙，县首北阙下。”[10]有学者指出，未央宫北阙正对横门大街，离蛮夷邸不远。将夷狄王首悬于北阙的目的，除了向天子报功外，更重视其对四夷宾客的警示作用。[11]

崔豹《古今注》卷上说：“人臣将朝，至此则思其所阙，故谓之阙。”崔豹的解释虽是望文生义，但阙下确实常见人臣“思其所阙”的场景[12]。淮南厉王杀辟阳侯后“驰走阙下，肉袒谢曰：‘……臣谨为天下诛贼臣辟阳侯，报母之仇，谨伏阙下请罪。’”[13]梁孝王刘武曾“伏斧质于阙下谢罪”[14]。汉哀帝宠臣董贤自杀前，“诣阙免冠徒跣谢。”[15]汉宣帝“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盖宽饶上书进谏，惹怒宣帝，盖宽饶只得“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莫不怜之。”[16]酷吏田广明因伐匈奴不利，“自杀阙下”[17]。王莽所封“九虎”将军战斗不利，“九虎”中史熊、王况“诣阙归死，莽使使责死者安在，皆自杀。”[18]
阙是臣子思过的场所。阙的辅助建筑“罘罳”，也有径作“复思”者。《释名·释宫室》说：“罘罳，在门外。罘，复也。罳，思也。臣将入请事，于此复重思之也。”毕沅注：“《水经·谷水注》及《御览》引并作‘复思’”。王莽曾“遣使坏渭陵、延陵园门罘罳”，目的就是“毋使民复思也。”[19]
阙下又是行刑的场所。《汉书·刘向传》说：“孔子有两观之诛”。颜师古注：“两观，谓阙也。”又引应劭曰：“少正卯奸人之雄，故孔子摄司寇七日，诛之于两观之下。”秦始皇因母亲行为不检，将其幽闭冷宫，并下令“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因进谏而积死阙下者有二十七人。齐人茅焦冒死进谏，秦始皇令使者告之：“若不见阙下积死人邪？”[20]汉代巫蛊之祸后，太子空缺。燕王刘旦求入长安宿卫，“武帝怒，立斩其使者于北阙。”[21]
由此可见，阙可以视作帝王展示治国方针的宣传窗口。正如《三辅黄图》卷二所说：“门阙，天子号令赏罚所由出也。”

类似记载又见《汉书·高帝纪下》。张守节《正义》引《汉书》颜师古注云：“未央殿虽南向，而当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门、东阙，至于西南两面，无门阙矣。萧何初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理宜然乎？”又说：“北阙为正者，盖象秦作前殿，渡渭水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
前殿是国家的基本礼仪建筑，武库与太仓则是维持国都正常运行的基础设施。在“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的形势下，东阙、北阙能与前殿、武库、太仓共同优先建造，也体现出其特殊的象征意义。门阙位于宫室建筑的最前方，是宫室的先导标志，能够彰显帝国的威仪。萧何以“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之语取悦了刘邦，也透露出建设东阙、北阙的用意是以“壮丽”来“重威”。但萧何“无令后世有以加也”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几十年后的汉武帝又在长安城外营造建章宫，树立规模更加壮丽的凤阙、圆阙、别风阙、嶕峣阙等门阙。
《史记·封禅书》载，汉武帝“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三辅黄图》卷二亦载，凤阙“高二十五丈”，又引《三辅旧事》说：“又于宫门北起圆阙，高二十五丈，上有铜凤凰”。此外，阊阖门内又“北起别风阙，高五十丈”。又引《庙记》说：“嶕峣阙，在圆阙门内二百步。”凤阙和圆阙“二十五丈”的高度已令人惊叹，而别风阙竟高至“五十丈”。建章宫的凤阙遗址至今尚存，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双凤村，二阙址间距53米，西阙基址保存较好，现高11、底径17米；东阙基址保存较差，现高6、底径5米[22]。

班固《西都赋》说建章宫“设璧门之凤阙，上柧棱而栖金雀。内则别风之嶕峣，眇丽巧而竦擢，张千门而立万户，顺阴阳以开阖。”[23]《文选》卷二引张衡《西京赋》则说“圆阙竦以造天，若双碣之相望。凤骞翥于甍标，咸溯风甫欲翔。阊阖之内，别风嶕峣。何工巧之瑰玮，交绮豁以疏寮。干云雾而上达，状亭亭以苕苕。”东汉繁钦又作有《建章凤阙赋》专门赞颂凤阙的巍峨，其中说：“筑双凤之崇阙，表大路以遐通。上规圜以穹隆，下矩折而绳直。长楹森以骈停，修桷揭以舒翼。象玄圃之层楼，肖华盖之丽天。当蒸暑之暖赫，步北楹而周旋。鹪鹏振而不及，岂归雁之能翔。抗神凤以甄甍，似虞庭之锵锵，栌六翮以抚跱，俟高风之清凉。华钟金兽，列在南廷；嘉树蓊薆，奇鸟哀鸣。台榭临池，万种千名；周櫩辇道，屈绕纡萦。”东汉洛阳城的朱雀阙同样蔚为壮观。《艺文类聚》卷六二引《汉官典职》曰：“偃师去宫三十五里，望朱雀阙，其上郁朴与天连。”鲁恭王的灵光殿“状如积石之锵锵，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冈连以岭属，朱阙岩岩而双立。高门拟于阊阖，方二轨而并入。”[24]
《水经注·谷水注》引《白虎通》曰：“门必有阙者何？阙者，所以饰门别尊卑也。”作为礼仪建筑，阙的规制也体现出等级制度的森严。《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子家驹之语说：“礼，天子诸侯台门，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不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实际情况正如子家驹所言，“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久矣。”
目前所见秦汉规格最高的阙的形制为三出阙。秦始皇陵、汉景帝阳陵的门阙皆采用了三出阙的形制[25]。霍光妻子扩建自己的坟茔，“起三出阙，筑神道”，《汉书·霍光传》以为“侈大”，可能已经逾制。唐长寿先生曾对墓主身份明确的汉墓门阙进行统计，“墓主官位从州刺史到郡太守、郡都尉的人墓上可以立阙。但官秩远不及二千石的县令、长、县功曹甚至庶民，墓上也可立阙, 并且双体阙、重楼阙都照用不误。”[26]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西汉早、中期，设阙制度仍很严格。”“西汉晚期至东汉，设阙制度开始松懈，无论达官贵人或是一介平民，只要财力允许，皆可置阙，所以阙的设置趋于繁盛，符号作用更加明显，到东汉更是走向世俗化。”[27]

阙与帝国气势
“取法于天”是秦始皇规划咸阳布局的重要思想依据[28]。秦始皇营造的宫殿，也有明显仿拟天象的痕迹[29]。贾谊说秦始皇“斩华为城，因河为津”，又说他“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30]都展现了秦始皇非凡的地理意识。秦都咸阳的建筑规划，除了占据广阔的地域面积之外，还有闳大的天文背景，充斥着秦始皇天人感应的梦想。
秦始皇营建国都，也特别注重门阙的建设。文献中可见“秦西门”、“秦东门”和“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的说法[31]。秦汉甘泉宫北方的石门关，也可以视作北方的门阙。秦宫殿区的中心区域大致在这四方门阙之内。我们可以把这四座门阙视作秦帝国中心宫殿区的界标。[32]进入四阙，就进入了秦帝国的核心区域。[33]
有学者在讨论唐长安城“北阙”与“南山”的文化意象时指出：“这些环绕宫城或与之相对的庞大山系成为宫城的天设之阙。这既体现了古代都城依山面水的传统建造格局，也显示出大一统王朝包举宇内的雄伟气势。这一地理视界的空前展开，不仅使隋唐长安的城市概念突破了建筑构造的局限，扩展到长安城南部的连绵山系。从而使国都长安在自然地理的空间中获得‘天人合一’的阐释依据，也使得长安城及其所代表的皇权意志从有限的人文建筑向无限的自然时空延伸，传达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至尊权威的建筑语言。”[34]以这样的评语观察秦始皇的关中宫阙建筑规划同样是适宜的。

作为秦政的象征，秦东门阙也留下了久远的文化影响。崔琰《述初赋》说：“倚高舻以周眄兮，观秦门之将将。”[41]东门阙高耸在东海之滨，展示了秦始皇并吞四海的雄心壮魄。不过正如赵良批评商鞅“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42]一样，作为秦始皇功业象征的东门阙也遭到了后代文人的批评。宋人夏竦有《秦东门铭》一文，批评秦始皇“取之不以道，守之不以德信，任胸臆慕于权势，峻文酷法乐于夸大。”树立东门阙的目的无非是“表其功业”。他说：“秦无东门，秦不为小。兵革既丧，礼乐既坏。秦有东门，秦不为大。天厌秦荒，祸起萧墙。”民心的得失，不在于门阙的大小，而在于统治者的执政方针。秦始皇暴崩之后，“匹夫大呼，社稷线绝”，夏竦由此发出“为国之弊，一至于此”的感叹。[43]与此相类，明人谢肃的《过秦门》诗也对秦始皇的暴政提出了严苛的批评：
秦帝何多欲，劳民不暂闲。开关吞六国，临海望三山。仙舸将风解，延舆载鲍还。空令胸石阙，相对愧苍颜。[44]
诗人批评秦始皇“何多欲”，使人民“不暂闲”，并吞六国之后又妄想求仙长生，最终落得“延舆载鲍还”的悲惨下场，而对峙无言的东门“石阙”，只能愧对“苍颜”。
清人凌廷堪也作有《秦东门铭》一文，其中说东门阙“俯蟠地轴，仰极天根”，有“回天倒日之概，拔山超海之势”。凌廷堪对秦始皇的霸业发出“盛矣哉”的感叹，但也有“其志可谓荒矣，其心可谓侈矣”的批评。他以为秦始皇“不师往古”，“奈何恃力”，使得“遗黎凋敝，疲氓孱弱”，最终霸业凋零。所谓“刚极则折，坚极则缺”，只剩“双石之峙，东门之名，阅千年而不改。”[45]
看来，在后人眼中，“峩峩”卓立的秦东门阙竟成为标识暴虐秦政的耻辱柱。

“壮丽”与“重威”之外
《文选》卷五六引梁陆倕《石阙铭》曰：“象阙之制，其来已远，春秋设旧章之教，经礼垂布宪之文，……或以听穷省冤，或以布治悬法，或表正王居，或光崇帝里。”可见，门阙不仅是“布治悬法”、“表正王居”和“光崇帝里”的场所，又是帝王“听穷省冤”的舆情通道。
汉代民众的确有至阙下鸣冤求情者。巫蛊之祸后，壶关三老茂自愿 “待罪建章阙下”上书武帝，为戾太子刘据鸣冤[46]。宣帝时名臣赵广汉入狱，“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47]。汉成帝下诏检讨自己执政过失，说当时“刑罚不中，众冤失职，趋阙告诉者不绝。”[48]汉哀帝时，鲍宣因摧辱丞相下狱，“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声援鲍宣，“诸生会者千余人”。太学生“又守阙上书”，终于为鲍宣减刑。[49]光武帝时名儒欧阳歙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50]
此外，汉代还有至阙下告发者。如江充曾“诣阙告（赵）太子丹与同产姊及王后宫奸乱，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吏不能禁。”最后“竟败赵太子”。[51]有至阙下谢恩者。南越王曾期待“伏北阙，望大廷，以报盛德”[52]。还有至阙下贡献宝物者。《史记·封禅书》载：“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汉代臣民还有诣阙上书的传统。《汉书·梅福传》说：“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厉志竭精以赴阙廷自炫鬻者不可胜数。”汉代很多名臣都有诣阙上书的经历。如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53]枚皋“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54]朱买臣“诣阙上书，书久不报，待诏公车，粮用乏”[55]。据说，建议立王莽之女为皇后的“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守阙上书者日千余人”。而上书颂扬王莽不受新野田功德者，竟至“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太后下诏曰：“唯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诸生、吏民翕然同辞，连守阙庭，故下其章。诸侯、宗室辞去之日，复见前重陈，虽晓喻罢遣，犹不肯去。告以孟夏将行厥赏，莫不欢悦，称万岁而退。”[56]

本文的写作，得到武汉大学国学院许颖、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孙兆华的帮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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