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新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正式上映。剧中，香港照例作为遥远、发达的彼岸形象存在。宋丹丹和杨立新饰演的北京夫妇抽中了“香港七日游”的大奖，却被开奖的骗子公司以“手续太麻烦，还是九七年香港回归以后再去吧”的借口搪塞。他们的女儿则迷上了风华正茂，刚刚塑造了程蝶衣一角的张国荣，在房间里摆满了后者的海报。在剧情中，这对夫妇虽然已经结婚生子多年，但仍与长辈与兄弟同住一间大房子，来源是长辈单位的分配。该年，统计数据称，北京城近郊区房价需要710~1099元/平方米。住房公积金制度在上海试行三年后，于一九九四年开始在北京正式施行。这年，大陆城市化进程如同腹中胎儿，虽然已经初见雏形，但还远远没有成熟。对于《重庆森林》这样反映都市青年人疏离与孤独的电影，观众有足够的生活背景去接受、取得对类似主题的共鸣，还要等到多年之后。
不过，在一九九四年的中国电视屏幕上，稚嫩的城市新中产已经开始试图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除《我爱我家》之外，佳作层出不穷。以王朔小说为底本，长度仅八集的《过把瘾》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一对城市青年男女间的爱情故事，爱情是剧情中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一条主线。屏幕上，二十七岁的江珊大声喊出：“说你爱我！”躺在床上的王志文则露出坏笑，说：“我恨你。”
一九九四年，爱情情节本身当然早已不再是禁区，但以爱情为唯一表达对象的电视剧集在当时仍算得上旧有观念的有力挑战者。对于上一辈来说，这一年在电视屏幕上影响更大的是《三国演义》电视剧，这是举国体制在电视剧工业上最后的余晖。
本年，新旧时代间的撕裂与张力在永恒的经典《我爱我家》里亦有着明显的体现。本剧理论上的主角是满口官腔的退休老局长傅明，但前半部的大量戏剧冲突来自于长期出入于咖啡厅、饭局的个体户，梁天饰演的贾志新。与后来的英达式流水线喜剧大量采用罐头笑声不同，《我爱我家》大多数背景笑声直接来自于观看现场录制的观众。编剧梁左拒绝了邀请老北京胡同住户当观众的提议，他认为只有北京高校的大学生才能最好地理解他在这部剧中埋下的“梗”。事实如他所想。

一九九四年，大学尚未扩招，虽然学生已不再过于关心政治，而是沉浸于麻将桌与托福单词的两极，但理想主义仍未全部消逝无踪。该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央视联合举办了一场大学生毕业晚会，全程现场直播，观众与演员都是当年毕业的大学生。这是新中国第一场，也是唯一的一场完全由毕业大学生参加的，向社会公开的晚会。晚会主持人是杨澜，代表北外登台的何炅自导自演了小品，老狼则弹着吉他，唱了《同桌的你》。这是这首歌第一次出现在大规模的公开场合。
这一年也是李克强的毕业季。该年，他取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题目为《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在论文中，他提出观点，认为由于特殊国情的限制，中国不能照搬发达国家农业社会一步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传统模式，而需要存在一段过渡时期。其中，农村工业部门的扩张以及农村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将成为重要的枢纽与窗口。在这篇论文完稿的同年，统计显示当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基尼指数为0.37，农村居民则为0.411，均已比十年乃至五年前有了较大程度的恶化，而这一数据还将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继续飙升。
城乡内部间已日渐拉开差距，而城乡之间的分化也日趋严重。于一九九四年举办的第十五届“飞天奖”上，反映农村改革的《沟里人》、《农民的儿子》、《吴福的故事》、《秦川牛》等剧集都获得各项大奖，主流媒体例行公事地转发通稿，赞扬这些电视剧反映了中央“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指示云云。但本年遍布中国的2.8亿台电视机中，大部分拥有者毫无疑问是城镇居民，这些剧集理所当然地没有在收视率上掀起任何浪花，很快便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后人追忆一九九四年的文化生活时，当然也不会提起这些曾经占据报纸版面的名字。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因此该年一般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的元年。但并不是每一个先行者都能意识到信息技术在未来将爆发出的能量。这年，王小波用自己编写的文字编辑软件写出的《黄金时代》经过波折后，终于在大陆出版。张朝阳刚从美国归国，丁磊注册了自己的第一个yahoo账号，张小龙从武汉毕业，决定去广州做一名程序员。由于缺乏实际生活中的深入交流与观念表达，网络代表的虚拟空间给很多青年人带来了心灵上的寄托，当然包括一九九四年出生的这一代。今年，按照正常学制，他们将本科毕业，汇入人群的潮水，试图去讨生活。在一个春季的下午，其中一个人查阅了一些历史文献与回忆录，发现自己出生的那年发生了这样一些事，于是写了一篇不知所云的文章。说起来，他的目的无非是在一个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坏的年代中，通过回望过去，聊以自慰而已，我们很难从中找到更崇高的意义。

94年啊，我还只会撒尿和泥巴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