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人们常常认为，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历史上既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他们都曾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揭示客观历史全貌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而要做到这一点，有必要重新思考“失败者历史”。关于如何界定“失败者”，如何撰写“失败者历史”，如何评价“失败者”等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参加本次笔谈的几位学者对上述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希望本次笔谈能引起学术界对“失败者历史”的思考和讨论，并推动有关研究工作。

应重视“失败者历史”的研究
张顺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2013年，在与同事的一次交流中，我谈到要重视世界历史上“失败者”研究的问题。同事很赞同这一想法。随之，我们举办了两次小规模的座谈会，主题就是“失败者历史”。这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话题，但讨论时与会者大多认为的确要重视“失败者历史”的研究。我自己关于写“失败者历史”的闪念，起初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我正在开展英帝国瓦解过程的研究工作。当我查阅英文资料时，发现有英国人把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的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武装力量称为“土匪”。这一称呼是不公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共开展了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战后又领导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他们是在为民族自由而战，在史书上却被人称为“土匪”。英国被迫殖民撤退时，把权力移交到马来西亚比较温和的民族主义者手中，马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却长期被迫在丛林中战斗和生存。尽管马共领导的武装斗争最终没有取得胜利，但他们的斗争推进了马来西亚独立进程，也为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马共为民族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但他们在史书上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我当时就想，谁来为这些“失败者”写出公正的历史？将近二十年过去了，这一想法常萦怀于心。借此笔谈之机，就“失败者历史”问题，讲一点粗浅的思考和认识，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和深入探讨。

　　

　　第四，从一定意义上讲，“失败者”应该主要是指那些为了正义事业最终遭到失败的个人和群体，而他们又丧失了撰写历史的权力。不是任何遭受失败的人或群体都可同样地被视为“失败者”。被击败、被惩处或被消灭的奸臣、卖国贼、侵略者不能被简单地称为“失败者”。要强调的一点是：对为正义事业而失败的人与为非正义事业而失败的人要加以区别。不能把被击败的侵略者与为保卫家国而战败的英雄相提并论，不加区别地称为“失败者”。那些在科学探索中与伟大的发现失之交臂的人物，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失败者”，但他们的探索无疑又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 如何撰写好“失败者历史”
　　要撰写好失败者的历史，第一是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如实地描述失败者的活动，客观评价“失败者”的历史地位。这是我们开展失败者历史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则，这样才有可能写出公正的关于“失败者”的历史。
　　第二，要有意识地加强对“失败者历史”的研究。学术界对失败者历史的研究还不够，一些历史著作描述的往往是胜利者或成功者的历史，“失败者”只是扮演了成功者的陪衬。为了更好地全面展现历史，揭示历史发展趋势或规律，我们应该加强失败者历史的研究，揭示失败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要努力挖掘关于失败者的新史料。在历史上，关于失败者的材料往往比较少。例如，许多被击败、被奴役、被消灭的部落、酋邦、王国等，在古书上或今人著述中被谈得很少，往往只是被附带地提一下。许许多多的“失败者”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甚至不为人们知晓。同时，关于失败者的许多材料，也是胜利者留下来的，不一定客观地反映了历史实际。特别是前朝的历史由后朝来写，就很容易由于阶级或民族利益冲突，或由于新旧意识形态的矛盾，史实和史观上难免有局限性。从科学探讨的角度出发，今天的学者既要重视成功者的历史，也要重视失败者的历史，重视从“前朝”的角度来审视由“后朝”拟定的前朝史。

　　第三，可以尝试从失败者的视角来撰写历史。一是以“失败者”为主题设立研究课题，推出学术著述；二是在历史著作如通史性著作中增大失败者历史的分量；三是以科学的态度客观地评价历史上的“失败者”。加强失败者历史的研究，还有利于我们扩大历史研究的思路和视野，以便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认识历史。
　　第四，研究失败者历史要立足于总结“失败者”的教训。历史发展进程中成功者的经验固然值得总结，失败者的教训也需要总结。研究失败者的历史要特别注意总结教训，考察和分析历史上某个人物或某个群体为什么失败了，从历史的视角开展深入研讨，揭示历史真相，以启来者。

历史不应只由胜利者来书写和褒贬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们这里所谈的“历史”自然不是人们实际活动的第一手历史，而是被书写成文的第二手历史。有一句名言“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在以前的时代的确常常如此，但我现在想质疑这句话在今天的有效性，即我们观察到的社会、观念的改变以及书写、发表、传播技术的巨变，或已使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历史已不再可能仅仅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和褒贬来书写了，甚至也不会仅仅由哪怕是比较客观公允或具有超越精神的胜利者来书写。这不仅是指胜利者的观点和态度将有所调整，而是说不仅旁观者，失败者也将可以大量地自己书写自己的历史。这样，历史就将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成王败寇史”。
　　这并不是说，历史将会是一部评价完全反过来的“败王成寇史”，或者认为历史的主流话语将一定会由失败者来提供，而是说历史将由此呈现一种多样性和多面性，而这样的比较全面的历史或将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我相信历史还是有一种基本的真实或真相的，而且同意兰克所说的历史写作者应当努力追求“如实直书”。“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这句话常常被误认为是胡适的原话，但这句话至少表现了一种现代比较流行的、具有相对主义倾向的历史观。而我们即便在某种程度上同意这句话，还是可以将“打扮”理解为从不同的立场所进行的对历史的解释，或者理解为从不同的观察角度所看到的历史现象。尽管理论解释和观察角度可以有种种不同，一个比较基本真实的历史核心还是存在的，即那还是一个“孩子”甚或“女孩子”。

　　而对何谓“失败”与“成功”，以及“失败者”与“成功者”，我们或许也还要有一些辨析。“失败者”与“成功者”可以指人物，也可以指一个团体、一种势力、一种运动、一个政党或阶层、阶级，等等。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将主要说人物，虽然他们也无疑总是代表着一种力量、利益或理念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失败”与“成功”，将主要是行动领域内的，尤其是政治领域内的成功与失败。的确，这一领域内的“成败”有它的确定性，也相对好辨认，比如说，某些人政治上的成功和失败常常就被理解为获得或巩固了政权，造成了对社会的巨大影响乃至实现或基本实现了其政治理念，等等。
　　但是，这种行动或“立功”领域的“成败”还是有局限性的，会和“立言”的思想观念领域和“立德”的道德领域不相称，不吻合甚至成反比的，另外其本身也还有一种从多长的时段看的问题。秦始皇成不成功？他灭了也曾相当强大的六国，统一了当时的“天下”，建立起一个福山所说的“第一个具有强大国家能力的国家”，却旋即因迷信暴力和专制“二世而亡”，为后世留下持久的争议。希特勒算不算成功？他也曾让德国的经济从危机萧条转入飞速发展，使国土大量扩张，国民扬眉吐气，但不久就因其暴虐残忍的侵略扩张而使一度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国灰飞烟灭。他们或曾是“成功者”，但更是“失败者”。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人物，比如恺撒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拿破仑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战胜了雅典，但自身很快就在历史上湮没无闻，从后世看远比雅典的影响要小。中国春秋时期，吴国灭了越国，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反过来又灭了吴国，但我们还知道多少，灭了吴国之后的越国的事情？它也很快湮没无闻了。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影响较小、比较明显的政治上的“失败者”曾经也是成功者，否则他们早就在历史上默默无闻，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他们了。

　　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历史也的确不能是简单地从行动领域内的“成败”来观察，更不应简单地从一个短时段内的“成败”来观察。我们且不说另外的观念和精神领域了，涉及政治的知识分子，在观念和精神领域影响巨大的人们，在政治领域几乎常常都是“天生的失败者”。被卷入政治审判且被处死的苏格拉底、耶稣当时被人看作“失败者”，有政治抱负的柏拉图、孔子也都可以说是政治领域的“失败者”。但有多少人比他们在观念和精神领域更为成功呢？所以，中国古代先贤所提出的“三不朽”是有道理的，是比较全面的衡量事，更是衡量人的标准。当然，这也是历史领域内的，而非超越信仰的“三不朽”，即中国古代先贤认为在历史中，而非永恒的彼岸长存的，不仅有正面的“立功”，还有“立言”和“立德”，而“立德”甚至可以说是更重要的。如果说除了成败没有另外的标准，世界将只会是一个纯功利的世界，甚至是一个把人降低为纯粹动物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这就构成了一个胜利者应当尽量比较客观公允，乃至让失败者也来撰写自己的历史的理由，即成败不能完全取代道德的评价，后者不能完全由前者来决定。这和走向开放与多元的现代世界潮流也是吻合的。而我们即便从中国古代的历史书写中，也还是能看到这种宽容精神的一些特征。不谈各种野史笔记，即便是作为传统正史的二十四史，司马迁作为胜利者的汉朝的“太史公”，但同时其本人又是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刑余之人”，他所写的《史记》还是非常客观和公允的。例如，他对项羽的“悲剧式英雄”的描写，对一些刘姓皇帝皇室劣迹的揭露和讽喻，给予伯夷、叔齐、孔子、陈胜、吴广这些政治上并不成功者以较高地位，从中可以看到他对当时的权力角逐中的失败者表现出的同情和理解，也显示出他的大度。他对这些失败者绝没有在道德上进行“污名化”，对其中有些人甚至是相当赞许乃至敬仰的，他对政治的胜利者也没有大唱赞歌。这也许和汉代文网不密以及他自己的道家思想都有关系，加上他的个人史学才华，遂使《史记》成为中国正史中一部最富有才情和独创性，同时也最富有兼容并包精神的开山之作。到了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明史》，这是由作为胜利者的清朝官修，集体撰写的，在体例和史料上应当说更为严谨，更为考究，但文网也已加密，观点相当正统。然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某种对失败的前朝人物的相对客观公允的叙述和评价，而不是持一种胜者皆善、败者皆恶的思维。

　　还有一种旁观者撰写的历史。甚至从长远来说，最好的、最真实的历史可能还是旁观者，也是比较客观者撰写的历史。有些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必须是隔开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看得比较清楚。而这时的历史书写者已不再是利益的当事人，不再容易受偏见的纠缠。有些善果或恶果也在较长的时间里才能比较充分地显现。
　　不过，我们这里还是要着重讲失败者自己书写自己历史的意义。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失败者，有些失败者其实可能正是思想和道德上的先行者，实践某些后来大行其道的理念的先驱者，只是因为太超前或时运不济而失败；还有些成功和失败者在思想和道德上可能是“半斤八两”，只是在实力或武力的角逐中有些成功，有些失败；但的确也还有不少不仅在政治上失利，也在道德上失德的失败者。第一种失败者自然应当尽力书写自己的历史。而且，只要他们能够书写和传播自己的历史，他们实际上就不会完全失败，甚至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而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书写”（广义的历史“书写”也包括口传、授徒讲学等）给他们带来了最后的胜利。孔子周游列国失败后尽全力整理历史经典，撰写《春秋》，对春秋时代的成功者和失败者有自己的道德褒贬，而他的政治和道德理念也就因此留传下来了，他不能“为当世法”，却可以“为后世法”。如果这些失败者完全不去“书写”，他们也许就真的完全失败了。
　　而即便是上述最后一种政治和道德上都堪称失败的人们，我觉得也应当允许甚至鼓励他们自己撰写自己的历史，如此不仅可以留下大量的史料，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不易看到的历史侧面。而且，失败且失德者也不就是始终如此，一生如此，他们也曾成功过，也做过一些好事。这样，人们对那一段历史的理解就会更加丰满，更加接近真实。有些失败者撰写的文字中自然还是会有掩饰或者美化，或者含有陈旧的偏见。但这种现象不仅在失败者那里存在，在胜利者那里也同样存在。公正的历史评价恰恰是要通过分析、梳理和比较各种各样的史料，包括各种有偏见和谬误的史料来形成。追寻历史的真实最怕的是完全没有史料，将档案尽行封锁，或使众人钳口；次之是只有“一家之言”、充斥片面褒贬的史料；而有各种各样见解和观点的丰富史料恰恰可以为形成比较客观公允的历史研究和评价开辟道路。

失败者有自己的历史吗
张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经历了一个可以被称作“个体化”的过程，其主要特点是历史不再被视为大规模社会政治力量的结果，历史研究的对象也进而从结构性的宏大问题转向个体的经验与感受。史学的个体化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传统认知，它将不论是研究历史规律的“大写历史”（History）还是研究具体历史问题的“小写历史”（history）都予以彻底解构，不但否认了历史的单一性，强调历史的多元性和复数特征（histories），也否认了历史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代之以对历史经验和历史再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的重视。
　　史学的个体化不仅是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转折，也为历史撰述开辟了诸多新领域。在英国，以E. P.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代表的“自下而上”（history from below）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路径，较早将目光投向了历史上的普通个体。文化理论家约翰?斯道雷在评价该书对于大众文化研究的意义时，曾指出：“汤普森笔下的历史不是抽象的经济和政治进程，也不是伟人和名人活动的记录。该书关注的是‘普通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经验、价值观念、思想、行动和欲望。”随后，在意大利、法国、美国相继兴起的微观史、新文化史和记忆研究等进一步将历史学家的兴趣从对精英历史、结构性社会变迁的关注，推向对极具个性的个体历史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