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这一领域，是由超越经验的界限并超越经验所许可的推演过程的表象整体构成的。这就决定了每一种文化，因此也就是每一个社会，甚至每一个复杂社会的每一个层次，都有其自己的想象领域①。伴随第三代年鉴学派对心态史的重新发现，“想象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最初的边缘地位逐渐占据瞩目之位。历史想象被认为是实证研究与勾勒历史图景之间不可或缺的一步。通过对人类学、语言学与叙事手法的吸纳，关注不同群体的社会想象，力求用“心态的中介作用”展现社会变迁中的物质因素与心态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想象史学的核心关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萌芽之始，就与城市密不可分。城市的基础设施、城市的知识环境、城市知识分子的网络给知识分子的精神赋予了足够的营养，大大地刺激了他们的精神活动。知识分子时常挂在嘴边的却是“反城市话语”，他们的话语和他们的现实生活是矛盾的、乖离的②。他们一方面离不开现代城市生活的声、光、化、电，另一方面则在道德伦理上更偏向传统乡土世界。这种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内在紧张促使他们用想象的方式建构出一套日常生活的应然图景。这套生活图景不仅体现出知识分子自身所具有的超越与批判特性，更涉及他们对自身身份认同感的构建。

一、寻求意义与发现趣味
日常生活具有重复性与自在性的典型特征。现代性之中的“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整齐划一、它的沉闷无聊④。以不安于当下的批判性为自身群体特征的知识分子，对日常生活的沉闷、呆滞、虚空的感受较之常人更为强烈。唐弢初来上海，在一家商店担任学徒，过着枯燥呆板的生活。他对这种日复一日、一成不变、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生活感到空虚与绝望，进而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探索生活的意义：
中国旧式店员的生活是痛苦的，一般都不带家眷，单身住在外地，三五年回家一次。工作条件又很差。每天上班十二小时，从早八点到晚八点，尽管事情不多，却总是枯燥乏味，没有一点变化和调节……我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寂寞。一种好像睡梦中一脚踩入空虚，从云端掉落下来，突然醒转，但觉回顾茫茫，不知身在何地的感觉。古人说遗世独立，我没有那样的本领，自问还得和这个世界打交道，因此发誓要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和眼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我开始投起稿来。从此以后，像上了轭的疲驴一样，身不由己的随着磨子打旋，欲罢不能地转下去了⑤。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城市知识分子在《生活周刊》上发表大量文章，探讨生活的意义。《生活周刊》第一期的《创刊词》即指出生活的重大意义：“世界一切问题的中心，是人类；人类一切问题的中心，是生活！”⑥知识分子通过批判商人、新富阶层的庸俗、奢华的生活方式，视其为没有价值与不正当的生活，进而确立有价值的生活的正当性：
住房有洋房，旅行有汽车，这是正当生活还是奢华生活？……所谓优美的生活，是有美术价值的生活，有卫生价值的生活，有时间空间便利价值的生活，即是正当的生活。

试看一般富人阔佬，每日花天酒地，娶小老婆，打大麻雀，以昼作夜，以夜作昼，这真是所谓奢华生活。他们所花费金钱无数，而仍没得正当的生活，何等可叹⑦！知识分子赋予“生活”以超越当下的正面色彩，试图从日常生活中寻求意义。他们首先认为，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依赖关系，个体无法脱离社会而独善其身。“我们吃的食物是靠人家种的，我们住的房屋是靠人家造的，我们读的书报是靠人家编辑印刷的……离了人家，个人的活动便会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可能”⑧。其次，知识分子是将个体放置在社会之下，认为生活的意义应当从为群体、为社会服务中寻求。杨鼎鸿在文章中通过批判日常生活中的利益纷争来强调对拘泥于一己之利的超越，寻求生活的意义。徐宗恺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建立在服务民众的基础之上。万君默认为，首先应当明确生活的意义，其次要对选定的事业产生兴趣。毕云程将知识分子认同为既为自己生活、也为公众服务的“第三种人”：
人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是向上发展的。各个人的生活良好与否，直接与个人，间接与社会，发生利害关系的，也可说影响于人类很大的……社会是靠群众的力量与精神而伸张的……生活要有目标，要凭我的能力去做我所能做的事……金钱是万能，是一件很好的东西……但是最坏的也是金钱，争权夺利，不是牺牲许多大好健儿头颅吗？……天赋吾们躯干出来，并不是叫我们吃掉几碗饭，穿掉几件衣服为能事。

要劳吾筋骨，替社会生利的，发展的，否则真是一条蠹虫，要你什么用⑨？
人生的意义，不仅是延存生命便算了事；要坚持奋斗，向恶社会宣战，以完成小我的正当生活为起点，以完成全体人类的正当生活为最终极的目的……生活的价值，视其有无服务于群众的价值而定⑩。
我们要先把生活真正的意义认识清楚——就是要致力于社会普遍圆满的生活当中——解决个人的生活。其次，为我们已经择定的事业，就应该努力使他发生兴趣……生活要建筑在兴趣上。兴趣是生活的泉源。我们要解决生活，我们不要先牺牲了兴趣(11)。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问题，无过于生活问题……以生活之不同而分类，仅有三种。
一种是靠自己生活；一种是靠他人生活；一种是不但为自己生活，并为公众谋进一步的生活……第三种人，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比较多，而他们所得社会的待遇也比较好。

他们大部分是知识阶级……他们必须努力和第一种人合力建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使大家可以得到一种改良的生活，一种合理而愉快的生活(12)。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继承了19世纪以来欧洲浪漫主义传统遗留的普罗米修斯和狄奥尼修斯主义，表现在告别多愁善感、意志薄弱、女子气的传统文人形象，转而强调强健身体、活力和苦难的锤炼，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物力化倾向(13)。尽管在知识分子看来，在追求完美生活的过程中，精神追求高于物质享受，但首先要有一个物质层面健康、强壮的体魄：
我之为我，完全是物质构成的，肌肉血浆骨胳，固然是物质，即精神所寄的脑髓神经，何尝不是物质。所以物质不减，即我不减；物质健全，即我健全……我们从此可以明白了，不健康的人，决计得不到饮食起居的舒适，和心坎上的快慰，他的生活永感残缺而苦痛……我们要在这烦闷的世界里，寻找乐园，第一须养成强健的体魄(14)。二三十年代，现代医学与公共卫生观念在城市日益普及。考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身体改造的话语，除了民族主义情绪外，同样包含了一个浓厚的卫生和体能的面向存在(15)。知识分子强调卫生在生活中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假使一个人不讲究卫生，小之妨害个人生活，大之贻害了大众。非但要注意个人卫生，还要注意公众卫生”(16)。

所有个体的奢侈都首先源于对享受的纯粹感性的愉悦：凡能使视、听、嗅、味、触觉陶醉的，都在日常用品中以日益精致的方式对象化了(17)。如果说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知识分子对生活意义的寻求是一种用批判的方式超越于当下日常生活的庸常，那么他们对生活趣味的发现则旨在将原本重复的、单调的、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精致化、陌生化与艺术化，以求获得趣味的体验。一个叫谢明的知识分子将生活同音乐相类比，认为生活有其自身的节奏，而发现并掌握生活的节奏，就显得十分重要：
音乐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有节奏。同样的，一个人的生活也是需要节奏的。什么叫生活的节奏？这就是说，生活要有一定的秩序……一个人的生活，如有一定的节奏，按部就班底随时前进，不但于个人身心，个人的道德学问有进步，而且于环绕着你的一切亦有重大之影响(18)。更有知识分子认为应当用艺术的眼光审视生活，将美学与艺术的修养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
我们常受点艺术的陶醉，房间内布置得清洁，放点花卉，文学书籍，于是我们所常在的地方也有艺术的意味了。我们一面要把艺术的精神来充满我们的精神生活，一面要把艺术来美化我们的外的生活(19)。有知识分子认为生活中的趣味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我觉得‘趣味’是跟着时间而前进的，我们人类一代一代向前‘永远’前进，好像一个游山玩水的人，一直向深山丛林之中走去，他所看见的东西，不绝变换，他觉得每一段山水，都比前一段更好”(20)。也有知识分子倡导从当下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发现趣味，并认为这种趣味与自身所处阶层无关，旨在通过对生活的重新发现：
寻求生活趣味，往往被当作奢侈的享受……然而因此却说趣味是一种多余的享受，掉开以后，一样可以生活下去，而且掉开才算公平，这却是不通之论……趣味和生活一样，是人类需要满足的本能，追求生活的热力，决不是关不到趣味方面，恰恰相反，解决生活的时候，总就连带着趣味的寻求……什么是生活，什么是趣味，简直分割不开。雅人高士欢喜这些，贩夫走卒也欢喜这些……日常生活，合拍着浓郁的趣味的事情，不经意中往往便流露出来……人类在生活之中，自然而然的在追求趣味，实在是别无理由(21)。

二、职业生活——从生计来源到兴趣理想
经济学与社会学都同意，超过限度的收入差距扩大，是社会冲突的重要来源；区别在于，对于结构性不满的积累，社会学认为，收入的正当性和与此有关的社会地位预期问题，具有同等的解释重要性。我们所言的社会结构，实际上包含着群体的主观预期和客观地位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基本性质(22)。职业的内涵不仅仅是职业的社会声望评价，而且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评价指标，它包括权力、财富、声望，亦即处于社会地位等级体系中的职业地位，是由职业权力、职业所能带来的财富，以及职业所具有的声望所构成的(23)。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知识分子对他们的职业生活赋予了丰富的正面意义。首先，他们坦言职业生活是生计来源的基本需要，并用各种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由叶圣陶等筹划发起的“上海著作人公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即声明要坚决捍卫现代职业作家群体的合法利益：“著作人受资本家剥削完全与体力劳动者同其命运……著作权价格的低廉和受雇工资的微薄，已经使著作人不能维持生活……著作人供给产品于社会是直接对社会负责的……那时候，我们将……改善我们自身的生活，同时，自然也可以无拘牵的竭尽忠诚于我们的文化。”(24)其次，知识分子认为职业生活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生计来源。一个笔名为莘的知识分子认为，一个人的工作可以促进健康、发展智力、助长文明与获得幸福：

一：工作可以增益健康……天实赋与吾人以必须时常活动之机器，使吾人不但能生产，更能增进精神上之愉快及身体上之康健……二：工作可以发展智力……每见从事各种职业之人，对于其本业常能表示其一种特长，为常人所不能者……三：工作可以助长文明。试一检工业史，政治史商业史，乃知此几千年中，不知耗去几万万亿人之精力，耗去几万万亿人之心力。经几万万亿人之思想工作，始产生今日之世界……故曰工作可以助长文明……四：工作可以获得幸福……彼以工作为乐者，必爱工作；爱工作者必为勤奋之人；勤奋之人得快乐。故惟以工作为苦者乃得苦楚；以工作为乐者乃得快乐，是工作本身无苦乐，惟人自造之(25)。可以看出，这段文字因从职业工作过程本身所需要的体力、脑力出发，进而将其镶嵌在对19世纪以来工业文明发展所持的乐观主义话语中，与前引文艺复兴时期的工作观颇为类似。而作者的论述方式是先从工作与个体健康、智力的关系入手，进而谈及工作与文明关系之宏观论述，在文字末尾，作者又返回个体层面，提及工作对于获取个人幸福的意义。这一由个体到社会，再返回个体的论述风格也体现出肇始于“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思潮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的继续发展。
在社会分工尚未充分发展的传统时代，家庭手工业是人们从事的主要职业之一。手工艺人能够从自己的工作中获益；并在工作过程中运用和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技艺。工作和消遣，或者说工作和文化之间天衣无缝(26)。工业革命所导致的专业化社会分工使得工作与闲暇产生了分离。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尽管专业化社会分工已经充分发展，但仍有知识分子试图弥补职业与闲暇消遣之间不可调和的缝隙。一个笔名为穹庐的知识分子承认职业是维持生活的必要条件这一现实，但进而认为职业同样是一种消遣与娱乐的方法。梁得所认为编辑工作具有兼顾自我生计与社会服务的功能，并且有自我实现的乐趣：“编辑工作是我喜欢做的，也不怕其繁琐。一个人总得有种职业，专事谋生太无意义；纯粹作社会服务事实上也办不到。我觉得出版事业是办社会的Semi－social工作，所以喜欢得在这种事业里尽一分子的微力。”(27)徐宗恺和江旅也提倡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中发现兴趣：

吾人平日之举动行为，似无关重要。然渐积而成习惯，为吾人所不易察觉，及其既成习惯，势力极大，即能自觉而思自拔，已苦于积重难返，而不易奏效，工作之于品性，则亦有然……初任事时，即立意凡事之经吾手者，无论大小，必以全副精神处之，以求得最完善之成绩为鸪的，必竭吾心力，至不能再有所进而后已，如此缜密准确之习惯，日积月累，能使全部精神为之增强，能使全部品性为之改进(32)。
特殊阶级的人，安坐以享受优越的生活权利，或拥遗产，或发横财，或领干薪。此等人用不着职业，也想不到世上有所谓职业，此等人平日享有职业的人给他的衣食和一切生活需要，而自己绝不操一职业以图报，实为人群的蠹虫。大闹世界的社会革命，就是革他们的命(33)！

普通一般人往往到了没事的时候，便要做不正当的生活了。这是一般人不知利用休闲去做休闲生活的缘故。譬如到了余暇时候，约了几位朋友，谈谈时事，研究学术；或围棋一局，丝竹一曲，间或步行郊野，观赏自然风景，山明水秀，柳绿花红，鸟鸣兽啼，何等幽雅，何等快乐(60)。

作者简介】胡悦晗，历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2010－2011年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史、城市史研究。

(59)志莘：《何谓休养？》，载《生活周刊》第1卷第44期，1926年8月22日。
(60)杨鼎鸿：《生活》，载《生活周刊》第2卷第1期，1926年10月24日。
(61)参见［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第286－312页，陶东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62)许纪霖、王儒年：《近代上海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建构——20世纪20－30年代〈申报〉广告研究》，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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