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有“变”就会有两种可能产生，或越变越好，或越变越坏。要使“变”向“好”的方向演进，就须为其设置一个“好”的价值取向。如前所述，制度作为一种工具，本身并不具备判断的能力，故用“好”制度去生成“好制度”之说根本就不能成立；同时我们还知道，制度源于人的认知，体现人的博弈；道德能左右人的价值，反映人的目的，所以只有使有道德的人（即好人）在整体社会中所占的比例持续保持多数，才能够不断生成“好”制度。一旦失去了道德的依托，“法制”将面临“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尴尬，“民主”将发出“以独制众者古，以众虐独者今”的哀叹，人们将一次又一次地重演“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闹剧，一次又一次复历“火与剑纷飞，血与泪交融”的噩梦……一言以蔽之，道德基础决定制度建筑。诚如是，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古训流传千载；诚如是，故“以德治国”“公民道德纲要”“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今垂纵贯千禧；诚如是，故刘先生在下意识中将“儿童读经”“培育道德”“根治现象”三题并立讨论，只憾赤子情怀在欧风美雨掩映下，忘却了“贴别人的肉长不了自家膘”的俚理，以致功亏一篑，竟没能将“制度”与“道德”之间的那层窗户纸捅破，实在可惜！

世随事行，礼从理走，透过窗纸上的破洞我们发现：解决人的道德问题才是解决种种现象的关键所在，而并非如刘先生所言：“根治这一现象，只有靠民主与法治，也就是一个好制度。制度好，坏人也会变好，制度坏，好人也会变坏”。然而，如何才能真正解决人的道德问题，提高具体个体的道德素养呢？妇孺皆知的答案是教育，但而今这个名词吸附的工具理性成份似已过量，惩恶训顽或可勉行，育善达人却委实难成，故愚以为，不若以蕴涵人文关怀的“教化”取而代之。正所谓“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提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提防坏也”将这段文言代入现代语境，就是：“根治这一现象，只有靠启蒙与祛魅，也就是一个好教化。教化好，坏人也会变好；教化坏，好人也会变坏。”然而究竟什么样的“教化”才能称得上是“好教化”呢？——“以仁安人，以义正我”而已。

综上所述，“童”“经”两无暇，读之不为错，至于是否能读出结果，关键是看“大人们”打算怎么教：是教“公天下”还是教“法后王”？是教“仁义礼智信”还是教“天地君亲师”？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或许逆旅中道的我们已然熵成难返，或许力量忽微的我们的确宏惯难调，然而我们却可用身体携载着这三力圆转的矢量共赴地狱，让这因循不息的怪圈在自己处戛然而止！作为成年人，我想大家都应承担起成年人的责任，尽到成年人的义务，纵不能为孩子们消解惯性，扯去遮蔽，也不该向其转卸惯性，设置遮蔽，最起码不可再以“老子就是这样活过来的”之类悖谬的话语去自欺欺人，假获心衡。

沉沉暗夜里，先生救救孩子的呐喊声如厉闪经天，撕裂重重苍穹铁幕，后辈则纷纷报以放过孩子的呼吁以示响应，然而我却想在这天地间平静而又坚定地发出一声呢喃——保护孩子。这保护，不仅须用我们柔弱的身体为他们筑起并不怎么坚实的血肉屏障，还须用我们黯淡的灵魂为他们照亮并不怎么美丽的真实世界。唯如此，才能使他们有最广阔的发展空间，才能使他们生成最锋利的思想武器，才能使他们在逆旅中从容面对风雨，真正学会自己保护自己。

最后，为我们所有的孩子都能在传统乳汁的浸润里，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下，在平衡运动的发展中，不断生成真正适宜我族繁衍生息的好制度而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