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始终把整肃吏治作为他建设西汉大帝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注重德法并用,宽猛相济,使其周围会聚了大批人才,“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石单,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14]武帝时期人才之盛,由此可见一斑。这些文武百官成为他帝国的支柱,为他冲锋陷阵,帮助他建立盖世的文治武功。能重视人才并能驾御人才可以说是武帝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

法治与德治是维护国家存在的两个基本手段。法是刚性的一手,德是柔性的一手。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16]统治者以德作为柔性的一手,为国家的存在提供合法性论证;以法作为刚性的一手,为国家的存在提供强大的保证手段,二者相互补充,缺一不可。历史也昭明了这一点,凡是只用柔性一手或刚性一手的王朝,都迅速地走向了衰落、灭亡。战国时期的鲁国单纯用“德治”,很快被吞并;秦朝开启了法治作为统一封建国家治国方略的先河,但其将法治推向极端,结果秦王朝虽迅速崛起,却又二世而亡。秦短命而亡也警示着后代统治者实行统治时要考虑法德二者之间的适度。武帝以其雄才大略,借鉴前人经验,在治国方略中首次把儒家的“德治”和法家的“法治”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二者互相补充,互相兼容,共同作为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以儒家思想构成五帝三王式的理想蓝图,用德治以道德的垂范作用使万民归服;以法家思想规定出君权中心论的严刻的行为方式,用法治以强制力来巩固皇权。前者以仁义为本,安定社会,后者重在开拓进取,富国强兵。两相对立的矛盾特性刚好又为武帝解决当时社会问题提供了两种方式,一是礼乐教化,一是严刑峻法。儒法两家虽各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在维护君权上则是一致的,因而在两者的矛盾性中又显出一种整体性与灵活性。这正是武帝偏爱它们的原因。武帝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德治和法治的许多做法在今天也是很值得人们借鉴的。

[参 考 文 献]
[1]班 固.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2]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3]班 固.汉书・东方朔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4]班 固.汉书・食货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6]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7]司马迁.史记・平准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8]班 固.汉书・食货志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班 固.汉书・公孙弘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班 固.汉书・刑法志・颜师古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司马光.资治通鉴上(卷十九)・武帝元狩二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2]班 固.汉书・李广苏建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13]班 固.汉书・韦贤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4]班 固.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15]翦伯赞.秦汉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6]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0

顶！！！！！！！

汉武帝奠定了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