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敌方对伪方的政策。日方支持华北、伪满，反对汪系以打破汪伪大一统的迷梦，并限制其向华南发展，限定汪之势力不能出华中一步。这是日本对诸伪逆的分治政策。日方限制伪方各派系的办法是政不建军，军不干政，以隔离伪军与伪府的关系，同时又不让伪方派系直接建立武力，和不准伪军直接干政。这是日方对伪逆的军政对立的脱节政策。比如汪刚好建立了两个中央警卫师（一色中条山俘虏〔13〕），日方即勒令调一个师赴南洋参战；李士群〔14〕积极搞武装即被毒死等等。日方对华中伪军师以上均派了日籍顾问，南京成立了顾问部，直接统辖伪军，离间其与汪伪的关系，制造和掌握诸伪逆、诸伪军的内部矛盾，以达到忠实的为其服务，是日方对伪方的基本政策。
5．华中伪军的特点。在淞、沪、宁、汉、长江下游一带帮会势力甚大，来源于失业群众的流氓化，且有不断补充，故形成相当的社会基础。同时这些流氓群众均有头目率领，系统分明，具有长期斗争经验，自逊清迄今均替统治阶级服务。统治者不断改朝换代，而他们的地位是不改变的。旧统治者退场，新统治者上台，仍然要吸引他们成为爪牙，而轻便取得统治地位之巩固。华中自敌伪盘踞以来，照老例并未改变这一事实，而且在某些方面他们的地位反而提高了。伪府伪军均以这一事实为其下层基础而建立起来，各县、区的税收、警察机关，公务人员均属此辈。我们在接敌区域，如京沪线，苏中、苏南一带，能够开展据点工作，也由于利用和承认这一事实。我们是采取了极其审慎的政策，既在我们根据地不予青洪帮以合法地位，也不一般号召反对帮会。同时在敌伪区则以个人名义个别利用帮会友谊来策动反敌伪，并争取伪方人员为抗战服务，收得很大效果，其中有不少分子转变终成正果。

二、华中工作发展过程
（一）抗战初我们的力量
一九三八年第一、二、三支队在岩寺集中时计六千人，枪二千余支，轻机枪只三挺。在江北高敬亭四支队计千三百余人。全军计八千人。其中长征后留下的红军游击队成分，江南闽、赣、湘各地共约二千人，以后和平实现后，陆续收容、招募计四千人；江北四支队老基础约六百人，抗战初期招募七百余人。当时各路游击队分散各方，政策转变的时间先后不同，特别当时项英同志对新形势认识不够，他本身表现由国共对立转入国共溶化的情绪，未积极放手吸收青年（怕特务）、吸收新兵（怕破坏国民党兵役法），又因经费困难，不敢搞大队伍等。地方党仅在徐州、上海开始了一些恢复组织的工作，而在农村中则有一大批出狱归田失联络分子，或系自新分子，在农村自动开始抗日工作。

3．第三时期是敌寇以对我为主而助顽反我的时期，时间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因为我在华中已由敌、顽、我之第三位。取顽地位而代之进到第二位，我与敌矛盾加重。敌大举向我“扫荡”，对顽不予妨害，转而采取助顽以反我的政策。此时期独立应敌，华北抗战经验对华中帮助甚大，使华中对敌经验向高级方面发展了一步。
4．第四时期是敌寇双管齐下，打击顽、我时期，时间在一九四二年末到一九四三年春。敌在半年之时间同时对韩德勤、李品仙、李明扬、陈泰运和对我第一、二、三、四、七各师先后举行大“扫荡”，规模是空前的，时间继续到二月以上。一面由于敌寇在第三时期专力对我搞不下，相持极苦；又由于我党二次“七七”宣言强调国共合作，国方亦散布政治解决之麻药，顽方大举东进，策动伪军反正进行很积极，伪军动摇。敌寇鉴于德国转入败局，自己在西南太平洋形势不佳，故大举“扫荡”以达到所谓安定“和平地带”（即汪伪地区）的目的。在这次反“扫荡”中，我、韩双方撤销了以前对立局面，开始反“扫荡”中的协作。“扫荡”结果，是韩德勤在敌后阵线总崩溃，客观上造成我在苏皖敌后的清一色。敌寇歼灭韩军万余，稳定了伪军，使顽方策反计划破产。而韩顽对我，初则俯首受缚，继则感恩释放，终则退出敌后。〔33〕

5．正确估计敌、顽、我三方面的具体形势，从敌、顽矛盾中趁机活跃加强自己。每一个时期要善于正确了解敌、顽企图，抓住主要一面，不要面面进攻，使自己枪法散乱。全局是敌、顽夹击的形势，而具体战局则始终只有一面战争，我应沉着应付，打破危局。这是应付敌、顽夹击的具体经验。最标本的是五师的例子。我五师地区几年来均处在敌、顽夹击的情况。敌寇沿江沿铁道有强固封锁和防守，我五师则在敌伪据点的侧近和外围。顽方依托其大后方向我逼近，企图逼我投入敌伪罗网之中；敌伪由据点出击，迫我转入顽军地区，以引起磨擦。我五师完全执行了灵活的攻守穿插战略，一面背靠敌区以对顽，另一面又背靠顽区以对敌。敌、顽绝难一致同时进攻，故我得利用其空隙以生存和发展。同时几年来敌寇向西大举进攻数次和“扫荡”大别山一次，客观上缓解了顽方进攻我五师的严重形势。同时李、汤大军控制中原、襄河两岸及陈诚、薛岳在江南〔34〕，均吸引敌寇之注意力，此一空隙亦予五师以生存发展的机会。同时五师地区皆系老苏区，干部多本地人，此一优越条件亦全国敌后各地所无，且领导甚强。这是五师长期在夹击情况中发展坚持的特点。
6．应付敌伪联合“扫荡”的经验。华中有大股伪军，通常是敌军三千人左右配合伪军万余出动“扫荡”。伪军迷信敌军实力，形同狐假虎威。敌军利用伪军，恰似如虎添翼。其进攻队形分两种，第一种敌伪混合编组，第二种敌伪各占一翼。我军应付方策是：予敌以打击以动摇伪军信心，予伪军以打击以减低敌寇对伪军的信任。因此应具体分析每一反“扫荡”战的形势，或专打伪军，或专打敌军，这样造成敌伪相互抱怨，扩大敌伪的矛盾，而最终达到击败敌军、制服伪军的目的。因此斗争的结果，敌寇与我军损失通常都不大，而最苦的是伪军，如是伪军必转而求我。这就是善于区别敌伪，利用敌伪矛盾的主要经验。如苏中地区有一时期专打伪军，愈逼愈反，乃造成伪军死心塌地帮助敌人。华中伪军与我斗争多半反复无常，时和时战。伪军靠利用敌我矛盾求生存，我靠利用敌伪矛盾以坚持，敌则驱遣伪军以厄我。因此我军应认识到敌伪是一个体系的敌人，但仍然在策略上战术上区别其间有民族的不同，利害、地位的不同。明乎此，便可知无不可争取之伪军；即是打仇了的，亦可言归于好，供我之利用的。

7．反“扫荡”之战略战术一般经验是：敌寇优势在于集中“扫荡”，而分散防守是弱点。我军之优势在于分散游击，而集中驻扎乃我之切忌。敌寇之分进合击，我则分散穿插。敌寇集中火力企图压碎我一点，我则事先转移，让其扑空，而转头陷敌之空隙。我之分散游击带经常性，但必须懂得组织必要的集中突击。敌之集中亦不是经常性，而其分散则带固定性。对敌大小“扫荡”不能一味硬打，但亦不能不打。“扫荡”初期、中期主力应避战，而施行地方武装、民兵的纠缠。“扫荡”末期则主力应趁机突击，以收复可能收复的地区。集中与分散，转移与穿插，突击与避战，应综合应用。主力、地方武装与民兵三者应适当配合，这是华中一般惯用的战法。在战略上应基本上把握抗战的长期性和敌后分散的游击性，只能在长期斗争中来改变敌我双方形势，即逐渐削弱敌人，积蓄自己力量，造成自己优势，以最后战胜敌人。急躁性、冒险性、悲观失望均应随时纠正。强调实施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战略上强调统一和各兵团的协调，战术上战场上的指挥一般不宜多所干涉，而充分发挥下级的创造性、机动性。
8．在华中敌前有国民党强大武装汤、李、顾三部，在敌后有我新四军的强大力量。我在敌后，国在正面，形成对敌寇的夹击。因此敌寇在华中全盘战局仍以国方为主要对手，我在全局说处在空隙和次要地位，此为华中“扫荡”不如华北严重的一大原因。另外华中沿江沿海重要财富均落敌手，我军所得的地方仍然是一些偏僻农村，故敌寇也不以全力来争（苏中、苏南除外），此为第二原因。第三，敌寇在华北几年来用了全力，未将八路军搞下，因而也觉得新四军也是不易搞的。八路军在华北的坚持对新四军有掩护作用，正如苏中、苏南的坚持对华中全局有支撑点的作用一样。第四，敌寇依赖华中大股伪军作为其巩固的助手，这些伪军予敌军以帮助，而敌伪矛盾却形成供我利用的空隙。第五，华中根据地和军队发展在后，学得华北一些经验和最初在苏南的经验，没有不计后果地予敌以打击和破坏，工作方面采取一些比较隐蔽的办法，敌寇重视华中不如华北，重视新四军不如八路军，这也是华中情况较为缓和的一个原因。以上五点加上其他一些敌我双方原因，造成华中局面比较安定。六年来我军根据地均保持巩固而发展的形势，这个形势能保持至反攻时期则最好。

（三）军事建设的经验
1．主力建设：
一九四二年春华中主力计八万，地方军计四万。此时期第四、第二师均难独立对顽，靠第三师增援，苏南亦常向苏中呼援，第七师常向第二师呼救，形成华中兵力对敌嫌太拥挤，塘小而鱼大；对顽嫌兵力不够，决口多防堵不来。乃决计使主力精干化而放手扩大地方军，以三分之二主力编入地方军。于是第一、第六两师的十五个团只保持四个主力团，余皆与各县地武〔40〕合并，第六师师部取消，部队归第一师指挥。第二师三个旅改为两个旅，从九个团改为四个团，调一个主力团加强第七师，余与地方合并。第三师拨一个团归山东，第七、第八两旅均留二个主力团，余入地方，第十旅完全和地方合并，师与军区并，旅与分区并。第一、二、三、四师保持了十个不与地方军合并的机动团，并可以听军部调用。这个部署是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逐渐演变而定型起来。这样使军、师有主力在手，而各县亦有主力巩固边区。敌“扫荡”时，我主力团属于大突击和大转移部队，地方团属于当地坚持和小转移的部队。平时则主力团集中整训，着重实践总结，体力锻炼，战术学习，近战技术，生产节约，纪律整顿等。主力在反顽战则应强调突击，反“扫荡”初期先转移，保存实力，末期回去收复失地。地方团则巩固地方边区，并不断向敌伪区伸张。这一部署使边区巩固，新区创立，反顽、反“扫荡”均比较能灵活应付裕如。

2．地方军建设：
一九四二年春所谓四万地方部队，均战力不强，成分复杂，叛变逃跑时有所闻。边区极不巩固，使根据地人心不安。边区党政时常受敌伪顽匪摧残袭击。地方党政尽是文官，不谙武事。地方部队主力不管，地方管不来，形同孤哀子一样。这样使华中主力不得不拨去担负地方任务，有主力等于无主力，虽有地方军四万亦等于没有，民兵则更未形成，根据地的治安问题十分严重。
自从决定主力精干化，而拨主力并入地方军后，情形便改观了。一面主力编入地方，一年以后所有地方部队均战力高强，能追随主力之后独立应付敌顽，在事实上扩大了主力，使根据地巩固而向外扩大，一面地方部队的主力化不是走的过去路线，强迫调离原地，而是把主力并入地方，去加强当地斗争，落脚生根，为地方群众日常生活利益而斗争，与地方人民打成一片，把边区巩固变中心区，向外推进，于是地方性逐渐消失。这是走的加强其地方性以最终消灭其地方性转化为主力的道路。这一辩证的发展，便把主力地方化、地方军主力化的矛盾正确解决了。因此现在华中的十四万大军，每个团均能独立打鬼子、打顽军，也就是主力扩大了。以前地方军怕鬼子怕顽军，只欺负伪军的现象，完全改变而提高了。

而七里到十里则完全属一面负担，为抗日民主地区。这种形态是以民兵为主要支持力量所形成，故民兵力量之强大可以窥见。
民兵战术，通常靠在政治上与敌据点内人民的联系，取得灵通的情报，靠广大群众的协助，数十里村坊协助应援，靠强固防寨配合地道固守，昼夜狙击汉奸，伪装主力，诱敌深入村庄，进行埋伏袭击。一般说来，华中民兵的力量远远超过内战时期的赤卫军和游击小组。民兵常常很自然的转化为地方武装，并且在民兵加强之后，小敌骚扰，民兵可以击退他，大敌则靠主力来援。因此使县、区地方武装遇着一种苦恼，地方小仗打不到手，他赶到时民兵早打退了，而大打又无力独立负担。这样造成地方武装愿当主力的情绪。
民兵建设一般在地方支部和乡农会领导下，因地方需要而建立的。故华中只区、乡有武委会，区以上皆不强调设立。

（四）群众工作建设的经验
1．群众工作的工作路线。华中根据地在一九四二年以后要渡过难关，反对敌伪残酷“扫荡”，反对顽军大举东进，一切决定于根据地之巩固。巩固工作之中心首先摆在发动群众上面。只有群众运动深入开展，才能削弱封建势力、动摇顽方的社会基础，消除敌、伪、顽的内应而造成我在农村中之优势。把这第一步弄好，才能根深蒂固，使我党植根于华中地区，使党在农村中有不可动摇的堡垒。地方党的基点解决，才能顺次去解决基层政权，而过渡到上层政权的比较民主的改造。同时也在有了有组织的广大群众和农村党以后而顺利的解决人民武装（民兵与自卫军）问题，这样就使地方建设开始与军事建设是分不开的，而达到最终的结合，使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四大建设都比较平均而坚定的发展起来。这是华中地方建设的完整步骤。原订计划是打算在二年之间做完，在四二年春开始，于四四年春全部完成。换句话说，要求四二年夏收秋收完成减租减息彻底深入，不作其他的事，四三年则转到政权改造和民兵建设等。
2．群众工作的经验（略）
（五）政权建设与三三制之实施（略）
（六）精兵简政情形（略）
（七）财经工作和部队以及人民生产情形（略）

（八）党的建设和领导一元化实施情形
1．加强党的领导的一元化和建立坚强的战略单位（以师为单位）。华中各师战略单位负责同志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基本上虽是团结的，但隔膜牵扯仍时有表露。或属于历史性质的未决悬案，或属于目前工作部署处理性质的，或属于分工性质，其间并无根本的政治路线的对立，多半由于实施党的领导一元化及精简机关之时，对干部配置，经费审核，这部门或那部门常有畸轻畸重之感，形成隔膜误会以致影响到工作和团结。其中心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是近乎宗派情绪问题，工作关系处理不善的问题。这里需要从思想上培养每一个负责同志，一方面由各单位自觉的了解去形成一个中心，推贤让能，纠正谁不服谁的宗派倾向；一方面要懂得对共同工作的同志不能求全责备，而应互相取长补短，彼此虚心请益，养成民主协合的新作风，纠正过分自信的专断的倾向。必须先从打通思想入手，才能使各独立领导的战略单位能团结得更好，工作得更好。这一工作我们过去只局部做了一些，拟在一九四三年春召集各单位首长来开始这一工作。
2．党的领导的一元化和精简办法在华中的反映是：在乡一级使农抗主任、乡长、支书三者统一起来，许多地方开始试行一身而三任，每一部门设副职兼理。这一办法在组织上确定了农村的工农优势是好的。在区、县两级确定县书〔41〕或县长兼任部队政委，这样推动了他们去注意打仗，关心部队情况，弥补军队与地方的隔阂，推动一批文官能兼武事。反之对部队亦推动，使其懂得把自己的基础依靠在地方党政和人民身上，加强部队政权观念、群众观念是有极大作用。在师、旅两级由师、旅长或政委兼地方党委书记，则推动他们注意地方的事情，懂得去研究部队衣食饷款的来源，把过去只知道打仗、不管地方的推脱现象纠正过来了。

3．党的领导一元化实行困难在于：（1）如军队同志兼地方党委书记，则中心移到军队而使地方党政工作日常处理较以前减弱了。反之如地方同志兼军队政委，则中心移在地方而使部队日常工作处理较前减弱受些影响。这一矛盾的解决，应该是使各部门工作均健全有独立工作能力，而以区党委总其成，不致遇事均要找书记或政委请示。另一面书记和政委的领导方式，要懂得从一般事务工作解放自己，要懂得掌大舵，撑满帆，注意自己的工作时间外，更必须首先估计到自己附近其他工作同志的时间，不要任意指挥。其他同志也不要作壁上观，等发命令。一般说来华中的党的领导一元化在开始时摸不着规律，颇有些不惯，积久就更顺畅无阻了。
4．党的建设方面，把最重要的干部教育说一说。我们干部分新、老干部两大类。老干部分三类：（1）大革命时期入党的以后参加内战，以知识分子为主。（2）大革命前后坐狱分子，仍然以知识分子为主。（3）苏维埃运动中入党的，大批工农干部。
新干部分两类：（1）抗战后加入的青年知识分子。（2）根据地减租斗争中加入革命的工农干部。
这五种干部的参加党，其来源、动机均各有不同，入党后所遭遇的环境和锻炼亦多相异。一般说，第一类是全党的中坚，处于掌握方针、决定政策的上层领导地位。在华中说，这批干部并不多，并在军、师、区党委一级负责。一般说有独立负责能力，对党贡献大，革命人生观一般均解决了。但其不够的地方在于思想方法上的锻炼，或多或少尚有毛病，党史和路线了解尚不完全充分。这批干部是打通思想，课以领导艺术，使能掌握各种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做到更成熟的地步。第二类出狱分子，一部分历史未弄清的多年在埋头苦恼中，一部分历史清楚的，成为一种重负，自高自傲，而其本身除牢狱经验外，尚须从下层经验积累起。这批人在华中多半担任地方党务工作，仍然是着重思想锻炼撤销其倨做心理，转入实事求是的整风学习。第三类工农老干部多在旅、团级负责，一般思想和经验脱不出苏维埃运动的旧范围，一大部分进步很快，可是一小部分则处在停滞状态。他们从打土豪分田地的工农民主革命卷入运动，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曲折性最初是意料不到的。尔后在运动中能随运动进步，确定其革命人生观，成为最优秀分子；可也有一部分停滞不前，旧思想意识在脑中复萌，个别分子走上堕落的道路。一九四二年统计全军这类团、营级老干部逃亡堕落的计四十余人，这是极为惊人的数目。这是一个极应耐心教育帮助其进步的问题。

我军鉴于顽方策略的进步，也在边缘区学他的办法，于是在敌伪方面，在顽内部均安上我们的人，形成形式与内容极其复杂的矛盾。我们能以顽方姿态去运用伪方阻止敌寇的侵扰，同时又可以用伪方姿态去了解顽方的情形。对许多土顽固的歼灭，均得力于伪方内线之援助。运用两面和三面派问题，实质上是掌握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单面与多面的矛盾的问题。两面派的人选最适宜是帮会首领人物。
第三，要懂得镇压反水分子的巧妙办法。我们派人组织两面派，派人进入敌伪营垒，有时也会弄假成真，转而叛我。镇压此辈一般利用敌寇对中国人的疑忌心理，送假信，假造情报，均可借刀除患。我之敌伪内线叛变了，我两面派变成忠实替敌伪服务的人，我可另组新的内线去对付他，或从敌伪上层制造疑惧去压服他，或派人狙击，镇压一、二个反水分子可以慑服一切。对党外两面派分子不能要求过高，宜尊重他本身利益，帮他策划最后安全。
第四，敌伪军内线工作、两面派工作均不能用假投降办法。凡从根据地去的人，敌方均不信任。苏中曾派一个小部队去假投降，企图保持某边区的据点，结果全部缴械，损枪折将。敌方相信国民党部队可以伪化争取，中共部队则不然。因此两面派工作应从敌占区的党做起，这里要以敌占区工作援助边缘区工作。
第五，边缘区工作，条件不成熟不宜企图去变成中心区。边缘区分几种：第一种是我政权占优势的；第二种是敌政权占优势的；第三种是敌、顽、我三种政权并存的；第四种是三不管的地区。以上诸种形式，华中均先经过同情区的方式，逐渐变成我政权占先的地区。同情区是经过联庄会或会门等地方性的小型封建政权，先取得其同情，容我工作人员驻脚，再以便衣武装队、短枪队前往，逐渐改变人心，提高斗争方式，而达到我军力量之逐渐抬头，而剪除敌对势力。

2．上海党的情形：
敌占区的点线工作可举上海党为一个例子。上海党是一九四三年春中央命令撤退才归华中局管。刘晓、潘汉年〔44〕到根据地后，他们的工作尚未作具体总结。上海党抗战以来，在恢复上海党的组织上，在宣传扩大影响上，在情报工作上，在输送工人和干部、文化人到新四军上（约二千人），在农村组织游击队上（亦有几个游击部队加入叶飞部），均有些成绩。但严格检查起来，实际上的可能甚大，他们努力所达到的限度仍是很小的。一面由于他们在东南分局指导之下一贯是坚持上海大城市的暴动主义，这里与项英的伟大江南战略联系着的，而对农村工作的帮助是很小的。据省委同志谈，抗战初上海难民十几万，如动员加入新四军，至少可达五万工人，但他们要保留所谓“党在上海的无产阶级基础”，不愿送其入新四军而说服他们到日厂去服务，这是一。第二，他们虽然提出生产化职业化的口号，而实际做投机生意，省委一面累资数百万，一面又向华中局要钱，怪不资助他，大概他们要留着作为大暴动的基金。同时几年来的安全最后依靠潘汉年与李士群的统战关系，才不致陷落敌手。一般说他们并未能将党的地下工作的经验提高一步乃是实在的。
自然我们一面不能抹煞上海党重建以来曾做过一些工作，一面我们尚未彻底检讨。但上面的说法是与刘长胜、刘宁一〔45〕清同志谈话中一致的意见，可供中央参考。

四、华中工作现状和今后任务
（一）华中地区面积、人口（略）
（二）华中党的数量（略）
（三）华中部队人员、武器的统计（略）
（四）一九四二年华中全军的财政收支
……十四万武装部队，十万以上半脱离生产和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十八万党员，四万党政民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统治着三千万人口，控制了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区，每年费用四十万万元（法币）左右，这就是我党在华中六年来血战的收获。
（五）华中人民对我党的认识和反映
……我党在各阶层，皆拥有坚强的政治影响。这是我党政策的极大成功。
（六）华中今后的工作任务（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