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出将入相：满蒙汉集团与八旗制度的形成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便已提出“关陇集团”的概念，指出唐朝统治的成功之处，便在于其糅合中原王朝与草原帝国的二元性，作为统治集团的“关陇集团”团结了鲜卑与汉人，体现出一个伟大朝代的兼容并蓄与自信开明。而清代的八旗制度与唐代的关陇集团，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关陇集团”一样，八旗并不是一种种族隔离政策，反而是一种团结满、蒙、汉族群的统治阶级政策。通过爵位、赏赐等制度，强化共同的旗人认同，超越满洲、蒙古与汉人之间的族群差异。这也是何以清朝覆亡后，不少汉军旗人仍以遗老自居，而拒绝认同新兴的民族国家。1950年代进行民族识别时，不少蒙古与汉军旗人因与满洲旗人文化相似，因而自我认同或者被识别为满族，也正体现出清代八旗认同之强烈。（Elliott, 2001）
除了八旗制度之外，满蒙连姻更是团结清朝认同的重要因素。满人很早就认识到与蒙古人结盟并利用其武力的重要性。通过与蒙古王公家族通婚以及进京朝觐制度，达到蒙古归心的政治目的。（杜家骥，2013）此外，清朝对蒙古地区也采取一种保护的策略，不收缴实物税，只要求蒙古成年男子作为后备军力，比起当时内地的赋税实际上轻松不少。另外也限制汉人开垦保护自然生态，禁止未经官方认证的喇嘛进入以免其以治病消灾为由“诓骗蒙古”。

六、同文之治：清朝在西域的经营与乾嘉学风的内在理路

清朝所指的“西域”，实际包含今日的西藏与新疆。如上所言，为建构佛教认同，乾隆帝进行了许多官方佛教工程，其中之一就是满文大藏经（正式名称为《清文全藏经》）的翻译。为了彰显满文的官方地位，乾隆帝下令由章嘉国师主持，通过音韵学、版本学比对汉、藏文佛经，取舍长短，将其翻译为满文。在满文佛经的翻译过程中，形成了《同文韵统》等音韵学著作，并在官方的推动下，奖励了考据满、蒙、藏文字音的风气，这实际上促成了乾嘉汉学的另一条“内在理路”。
十八世纪下半叶清朝平定准噶尔后，将新疆纳入版图，不仅拓展了清朝对托忒文、察合台文等中亚语文的认识，同时也推动了西北舆地之学的发展。如《西域同文志》的编纂，借鉴了《同文韵统》中的音韵学概念，试图勘定满、蒙、汉、藏、察合台与托忒文等六种语文的西域人名、地名，其中的参与者不乏乾嘉学术的重要学者，如褚寅亮、阮葵生与褚廷璋等人。由此说来，乾嘉汉学的兴起与清朝在西域的经营息息相关，与其说是文字狱的影响或对理学末流的反动，不如看作儒学内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推衍，及其对国家版图扩张的呼应。而这点也反映出清朝兼容中原王朝与草原帝国的复杂性质。（孔令伟，2012、2013）

七、一带一路：当代中国可从清朝的西域经验中学习什么？

清朝覆亡已超过一世纪，然而如何相对客观地讨论清史，进而分析清朝为近代中国所留下的遗产，仍然很有很长的路要走。清朝为当代中国留下了许多重大的遗产，中国辽阔的版图与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与清史摆脱不了干系。内亚学以及民族语文之于清史研究，之所以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性质，正在于清朝统治的多元性。如果将清朝的统治单纯化约为中原王朝，刻意抹杀其草原帝国的特性，将民族史割裂于清史之外，甚至刻意贬低民族文字史料的重要性，这不仅严重妨碍客观历史研究的进行，甚至对民族团结也将产生消极的影响。相反地，如果能汲取唐朝与清朝成功的经验，采取一种兼容中原王朝与草原帝国的开放态度，重视西北经济与国际贸易网路的开展，不仅有助于地方经济，对于民族关系与国防建设都能起到一定的助益。就这点来说，“一带一路”的建设方案能否取得重大的成功，对中国未来的国家建设，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如同上述第二节所说，清朝统治的成功之处，与其“以史为鉴”的思想不无关联。近年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方案，能否正确地评价清朝在西域经营的历史得失，从海内外清史研究中适当地汲取养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1629年，皇太极不问民族出身考选人才，命令“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因而得以重用宁完我等汉官，制定出“参汉酌金”的治国思想，终成一代伟业。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多民族国家，如何从五十六个民族中公平地选拔任用优秀民族人士，从多元的民族文化中汲取智慧，制定出“参考汉族、斟酌民族”的重大方针，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具体来说，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方案，首先需要有配套的智库与执行人才；而考量到“丝绸之路经济带”特殊的地理位置，多民族人才的培养显然是一个重点。所谓“丝绸之路经济带”，实际上包含了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以及西南四省区市重庆、四川、云南、广西。在西北与西南九省区市中，居住着大量的蒙、藏、维、哈与锡伯等各族同胞，这些兄弟民族在历史时期就频繁地在丝绸之路上与外国进行商业往来，对于丝绸之路上邻近国家的语言及风俗文化相当熟悉。以新疆地区的维族与哈族为例，他们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坦等国人民交流，与内地人相比，几乎没有语言文化障碍。如果能在“一带一路”建设方案中，培养并重用擅长实务的民族人才，不仅能强化国家认同，更能取得极大的经济效益。

除了实务方面的执行人才外，“一带一路”建设方案也应重视学者智库的养成。而所谓的智库专家，必须任用真正熟悉内陆亚洲历史、文化、语文等各个层面的学者而不宜片面侧重于当代议题。众所周知，晚清的“自强运动”之所以失败，在于其改革留于表面，而未能认识到西方文化真正的历史源头。今日“一带一路”建设方案，也应该记取这个教训，应该以彻底搞懂内陆亚洲历史、语文与文化为首要宗旨，而不是流于当代议题的表象。
事实上，中亚各国与俄罗斯藏有数以万计清代的满文、察合台文与古俄文文书，是研究近现代丝路问题不可多得的历史宝藏。如何培养精通相关民族文字的清史学者，应该是未来中国清史学界急需关注的课题。近年来，清史研究的前沿已经开始重视到过去长期被忽视的草原帝国层面。随着中国档案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满、蒙、藏、察合台、托忒文档案纷纷映入中国研究者的眼帘。越来越多过去不为人知的清史课题，正在被发掘当中。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能够熟悉地运用王国维与陈寅恪当年所提倡的语文学方法来解读清代的民族文字史料，如果能坚持二十年，相信中国新一代的学者，必定能在国际学界引领风骚。而学术人才的培养，若能结合 “一带一路”的建设方案，必定能为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伟大愿景，提供关键的贡献。

【讲者简介】

孔令伟。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毕业，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与北京大学交流两年，现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与历史学系读博士班。主要研究十七世纪以来中国与内陆亚洲交流史，以及满、蒙、藏文文献，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刊物发表相关论文数篇。目前正在探索中国及其周边国家间的互动网络如何从“天下体系”演变为“国际秩序”，进而试图从全球史的视野讨论近代国际法的引进，如何改变中原与蒙古、西藏与新疆地区，乃至中国与英、俄帝国之间的经济交换。

中原王朝

本来清帝就是二元身份，即又是北方草原的盟主又是中原地区的统治者。

原作者答：
第一，原标题及内文中使用的是"内亚帝国"与"征服王朝"，但编辑群考量到多数社会大众并不熟悉这两个概念，因而建议使用"草原帝国"。第二，我并没有说清朝是一个纯粹的草原帝国，而是兼具中原王朝与草原帝国的二元性。
"草原帝国"与"游牧帝国"的概念并不是说满人完全依赖草原游牧生存，而是继承了蒙古草原帝国的政治与文化特性。请参考冈田英弘，《モンゴル帝国から大清帝国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