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我们在强调自己自由意志和意愿的同时，产生的是一种古怪的轻率，以为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和言论负责。
命就好像不是命。
就算在自己的生活里埋下雷，最后也能过下去，可以由着性子来。

大概从去年开始，我和几个朋友说起，在某些方面，中国是最自由的国家，因为在这里，你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的，没有真的硬性的限制，你总能稍微找到一些办法让规则松动。
在世界上一些国家，个人的权利和责任是更明确的，你会真的被罚、被关，真的被绑起来用鞭子抽。在这里，不必破釜沉舟，想不出什么事是不能商量的，根据人际关系的六度法则，真急了的大事，总可以找到“人脉”“关系”，求上谁，巴结谁，找到为你疾呼、声张的人，帮你“集资”“众筹”“捞人”“铲事儿”。
个人的欲望，能通过许多途径得到满足，钱也好、关注也好，那些看上去似乎走不通的道路，只是因为你没细想，没努力去深挖些更多的潜力。

可能性太多了，所以什么都可能是别人的责任。


“你怎么不看看他/她？为什么罚我不罚他/她？”
是制度的错，社会的错，管理的错，是别的人的问题。
因为你们疏忽了，你们失职了，你们没有考虑“我”的特殊情况和条件，你们不讲公理、道德、底线，没有细心、耐心和爱，让“我”受到了伤害，你们怎么能这样。


过度的对可能性的想象，也带来了对现有制度的不信任，看了太多不被惩罚的人，就不会拿规则当一回事。
所以，禁烟之地还是有人吸烟，不许吐痰的地方全是痰痕。
我们在这个看起来最自由的地方想找到自己的权利，可是灰色地带太多了，一切都不用太当真了。
所有的限制无论其初衷和基础是什么，都变成了可以松动的栅栏，只要“我”需要，就可以拔掉、跨过，视为无物。

我们在强调自己自由意志和意愿的同时，产生的是一种古怪的轻率，以为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和言论认真负责。


命就好像不是命。
虐打同学的留学生当时不觉得那是一件什么严重的事，甚至上了法庭还没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轨迹将走向艰难，反而一开始还执着地觉得爹妈一定能把事情摆平。
下毒的人不觉得会把人弄死，认为只要解释成自己没想到后果那么严重，事情就能过去。
这些念头背后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命也不是特别要紧的事，就算在自己的生活里埋下重要的地雷，最后也能过下去，可以由着性子来。

所以你会在马路上看到突然急停的车辆，他们不是车坏了，而是找不到路了。
我有时候想，他们心里有没有想过这样做多危险。在没有到达野生动物园安全区的时候，那位女士到底是不是因为和丈夫吵架而下车并不重要，如果她拿自己的命当个要紧的东西，意识到安全第一的话，什么原因也不该下车。


涉事者既不当别人的命是命，也不当自己的命是命。只有如此才会让自己放松警惕。这种唯我独尊又好像无所畏惧、命如草芥的感觉怎么就能统一起来了呢？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是怎么回事？
在几十年前，我们可以说是因为这条命已不是个人的，选择余地少，极度依赖制度、上级、组织。所以命是社会的，是别人的，讲奉献，可以随时牺牲。好像应该是这么一个逻辑。
可那个时代大家活得好像要比现在郑重其事，多数人在生活与个人意愿不一致，也更严肃认真地在做一颗“螺丝钉”。

现在呢？我们一边谈论着人的自我完善与内在价值的重要，一边又目睹着这种“无所畏惧”，谈论人的本能是多么失控和非理性，认为不完善的制度应该就此负全责。


这就好像那些荒诞的父母所持的逻辑，一边反复对孩子们强调他们自我意志的宝贵，一边又随时准备为孩子牺牲人生，他们正是一边对孩子说你们要注意安全、见机行事，一边又推门下车以身饲虎的双面人。
正因为我们的制度有上升的空间，才需要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视，活得更认真，有点儿庄重，有点儿尊严，才能有真正推动制度完善的驱动力。不然生命只是穷耗在危险边缘耍性子。


文/叶扬
建筑评论人，建筑媒体从业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硕士，做过数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现供职于清华大学主办的《世界建筑》杂志。在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财新网、全球商业经典、GQ等40多家刊物开设专栏或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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