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仓使碑”的历史价值
德州是因运河而生而兴的城市，由于距离北京仅有323公里，自古就是守护京都的南大门。德州水陆交通十分便捷，特别是卫运河和南运河组成的黄金水道，既可以通过会通河和济州河与江南运河相连，也可单独实现河南、山东、河北、天津、北京之间的通航。因此，德州自金代以来就成了朝廷的仓廒重地。
金代开始即在此地建“将陵仓”专为朝廷储存河南、山东两省的漕粮，然后通过御河将粮食等物品运入北京，以满足宫廷和军队的消费需要。元代把“将陵仓”改名为“陵州仓”，主要还是着眼元大都的运营，以便将河南、山东的物产运回元大都和内蒙大草原。元代中期以后尝试将山东段运河取直，实现江南稻米、瓷器、茶叶、丝绸、木材等特产北输，因此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开挖了会通河和济州河两大工程，德州仓的地位再次得到提升。元统治者还于德州设置捕盗司、达鲁花赤、监支大使等，负责德州仓的安全和运行。明永乐皇帝基于迁都北京的需要，而于永乐十三年（1415）在德州设水次仓。清代建立后德州仓仍是山东省漕粮集中存放地。漕运、漕仓的研究一直是以仓建城立州的德州地域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但目前德州仓留下来的文献太少，邢侗“德州仓使碑”的面世，就成了德州漕仓石刻资料的唯一见证。
从题名录部分看，邢侗“德州仓使碑”共保存了明天顺五年（1461）至明朝灭亡的180年间的仓使157名。其实，邢侗撰写“德州仓使碑”时为万历三十五年（1607），之前德州仓已有过134位仓使。立题名记碑时，除将这134位仓使的信息全部刻石外，还留出足够空间备后任仓使名字的刻录。“方幅留馀，大夫世所名”。结果是万历三十六年（1608）至崇祯十七年（1644）的36年间23名到德州仓履职的仓使，都自觉地将名字刻在了题名处，从而又创造了碑铭不断续刻的崭新方式。
德州历代志书均在《职官志》中对德州仓使信息进行了收录，但其收录的籍贯和出身、任职时间等信息均不全面，唯有邢侗“德州仓使碑”既有仓使名和字、籍贯，还有考中进士或举人以及任职德州仓使的具体时间。由于碑刻形成时间早并未得到好的保护，很多字迹已是斑驳难辨。将其与民国和民国之前的旧志书参照，就能还原出天顺五年到明朝灭亡前全部德州仓使的准确信息。

　　“德州仓使碑”的书法艺术价值
邢侗是晚明书法四家之一，时有“南董（董其昌）北邢”之誉。由于书逼二王，其书法不仅在中国深受喜爱，而且还受到朝鲜、日本等东南亚国家的欢迎，目前国内和日本的一些大的博物馆收藏有其作品。当然，邢侗书写的“德州仓使碑”是其晚年作品，其书法艺术价值绝不亚于存世的纸质画作。邢侗“德州仓使碑”的书法艺术价值在于：既是邢侗正楷书法的完整亮相，又是邢侗篆书书法的首次发现。
邢侗传世书法作品多为行草，但楷书很少。目前鉴定“德州仓使碑”是否为邢侗作品，主要参照物就是张法亭编著的《来禽馆石刻拓本》中的正书与签名、清拓《来禽馆散石》、邢侗临《西园雅集图籍》等。通过对比，可以断定邢侗“德州仓使碑”是邢侗的传世楷书和篆书无疑。邢侗存世书法几乎都是行书和草书，偶尔见到一星半点的楷书，如信札等，篆书之前从未发现。邢侗“德州仓使碑”的发现，使我们首次看到邢侗楷书与篆书的完整面目，这对今后邢侗书法艺术研究无疑提供了确凿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对促进邢侗书法艺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邢侗是明代济南府临邑县人，即现在的德州市临邑县人，研究其书法艺术成就更是理所当然地属于德州地域文化研究的范畴。
目前德州出现和保存下来的石刻中，称得上有重大价值的碑刻主要有北齐时期的“五高碑”和“李璧墓志”、唐代颜真卿书写的“东方朔画赞碑”、明代永乐皇帝御赐的“苏禄国东王碑”、明代邢侗上石的“双钩十七帖”和邢侗书写王洽上石的“来禽馆帖”等有数的几件。可以说，邢侗撰书的“德州仓使碑”，不论从其历史文化价值还是书法艺术价值来看，一点都不比以上所列各碑逊色，所以有必要对其重点加以保护。鉴于目前国内保存石刻资料的成功经验，笔者建议应该在合适的地点（市博物馆附近）单独为其修建“仓使碑亭”，并制作复制件陈列于北厂漕仓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