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1月16日，爱沙尼亚议会宣布脱离苏联独立。爱沙尼亚的面积只有4.5万平方公里，还没有美国的缅因州大。苏联的国土面积有2240万平方公里，爱沙尼亚只占苏联的千分之二。一只小小的螳螂竟然敢在坦克面前示威。奇怪的是，坦克居然停了下来。更令人奇怪的是，坦克随之突然散架。不到三年，不可一世的苏联几乎在一瞬间土崩瓦解。1991年12月25日晚19点38分，印着镰刀斧头的苏联国旗在沉沉夜色中，最后一次在克里姆林宫前降下。
苏联解体堪称20世纪最大的政治事件，但几乎没有一个社会科学家，哪怕是瞎蒙，预言过会发生这一幕。1987年，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出版了他的名著《大国的兴衰》。当时，他谈到了苏联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但最让他担心却是美国的衰落。苏联解体，让全世界的国际政治学者集体失语。
当时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心理政治学家菲利普•泰特罗克（Philip Tetlock）却丝毫不觉得奇怪。他从1987年就开始研究学者们关于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预测，比如，海湾战争会不会爆发、日本房地产泡沫会不会崩溃、魁北克是否会脱离加拿大等等。2005年，他把自己研究了十几年的心得写成了一本书：《专家的政治判断》。
泰特罗克的结论非常清楚：从总体上看，专家的预测明显地比群众的预测差。泰特罗克发现，当政治学家说一件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时候，平均而言，这件事情发生的概率有15%。当政治学家说一件事情绝对会发生的时候，平均而言，这件事情就是不发生的概率有25%。当然，如果是一对一，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会比门外汉更有发言权，但一群专家和一群普通公众相比，专家一点优势都没有。假设群众数量很多，他们的判断和预测又都是独立做出来的，那么群众反而会比专家更聪明。

矮子里面也能挑将军。泰特罗克发现，尽管专家们都很笨，但笨的程度有所不同，有的人会笨得少一些，有的人会笨得多一些。他把专家分为两个类型。一种叫“刺猬型”学者，一种叫“狐狸型”学者。什么叫狐狸型和刺猬型的学者？这个典故出自古希腊诗人阿齐罗库斯（Archilochus）。他说：“狐狸知道很多小事情，刺猬知道一件大事情。”后来，英国哲学家伯林在一篇谈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文章中，借用这个比喻，把很多作家按照他的理解分成了刺猬和狐狸。

学者们也生活在人际网络中。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马克•葛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提出了强纽带和弱纽带的概念。通过强纽带和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人是我们的父母、配偶、最亲密的朋友等。通过弱纽带和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你在中学和大学里其实没有说过几句话的同学、生意场上的客户、网络上互粉的网友等等。强纽带和弱纽带各有其功能。葛兰诺维特发现，弱纽带能够跨越不同的群体，形成更广泛的网络。有时候，办起事情来，弱纽带反而好使。他调查了求职者和介绍人之间的关系，发现大部分都不是强纽带，而是弱纽带。这就是弱纽带的力量。但葛兰诺维特认为，弱纽带有助于维系社会关系，却无法传播思想。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知识的山洞里。在一个领域内众所周知的事实或解决方案，对另一个学科可能是闻所未闻的。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公共知识，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隐藏了起来。只有当这些知识被全面认识和利用之后，新的理论才能创建。但这不是靠一个学科内部的学者大量阅读文献就能实现的，促进创新的最好办法就是有很多狐狸，从一个领域跳到另外一个领域，腿上沾着各种花花草草的种子，把他们传播到各地。再假设土壤和气温适宜，这些种子就可能在新的地方生根发芽。
刺猬或是狐狸，你是哪种类型的呢？
我是一只狐狸，一只跳来跳去的小狐狸。不断地变化，是我的人生哲学。
作者注：Philip Tetlock, 2005, 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 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狐狸与刺猬：专家的政治判断》。关于知识是如何被遗忘和隐藏的，可参考阿贝斯曼，《失实：为什么我们知道的一切，有一半可能都将是错的》。书中提出了知识的“半衰期”，作者的测算是，物理学知识的半衰期是13.07。经济学知识的半衰期是9.38，数学知识的半衰期是9.17，宗教知识的半衰期是8.76。这说明我在研究生阶段学的经济学早已过时了。但很奇怪的是，宗教知识的半衰期怎么会比经济学还短呢？

絮絮叨叨废话太多，看完我也没抓到狐狸和刺猬的根本分野。
我大概猜测这两种人的根本差别在于，对世界本质假设的不同。刺猬认为规律、可预期是世界的常态，狐狸认为混乱才是常态。
至于6楼7楼在我看来，都是对理解主题而言比较无用的内容，纯属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