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顺应民心,以民为本
在治理国家问题上,管子既强调人事,也重视天道。在管子那里,天道代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总和,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和作用。因此为政者不可企图用人为的力量颠覆客观规律,否则会招致严厉的惩罚。管子说:“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兇,不可復振也。”(《管子·形势》)即是说,顺应天道行事,远方的人都会来归附;人为地做坏事,即使是近亲也会众叛亲离。顺应天道,就能够应对自如、游刃有余;违逆天道的人自以为是,却往往弄巧成拙,显得才力不足、顾此失彼。管子由此认为,人事与天道有很大的相关性,顺天道去做事,天就会成全他;而逆天道而行,天就会违背他。
管子强调顺天道并非是反对为政者积极地有所作为。管子以民心代天道,把天道置换为民心。管子认为,要想为国家建立不会倾斜的基础,就得先把权力交给有道德的人,即能够顺应民心的人。因为要想让政令得到顺利传达和执行,就得首先使政令顺应民心。如管子所言:“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
管仲非常註重民意,认为民心向背关系着国家治乱和兴衰,决定着统治的成功与否。单靠刑罚不足以使人民真正害怕,仅凭杀戮不足以使人民心悦诚服。刑罚繁重而人心不惧,法令就无法推行;杀戮多行而人心不服,为政者的地位就危险了。他以此告诫为政者民心向背对国家的重要性说:“毋蔽汝恶,毋异汝度,贤者将不汝助。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管子·牧民》)即是说,在室内讲话,要开诚布公,使全室的人都听到;在堂上讲话,要光明磊落,使满堂的人都听到。在管子看来,为了取得民众的拥护,必须顺应民心,要顺应民心,首先必须使人民的正当要求得到满足,物质生活得到保证。要得民心,应当先从爱惜百姓做起;国君能够爱惜百姓,百姓就自然愿意为国家出力。而爱惜百姓就得先使百姓富足,百姓富足而后国家得到治理,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所以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管子·牧民》)君主作为民众的表率,不仅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为,还要有光明正大的气度和虚怀若谷的胸襟,如此才会赢得民心。管子说:“四方所归,心行者也。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丑而不信。”(《管子·形势》)即认为,天下人所情愿归附的,是内心真正行德的人。而独断专行的国家,必然劳神费力却灾祸不断;独断专行的君主,必然品行卑劣而没有威望。管子比喻说,这好比自做媒人议定自己婚姻的女子,一定名声不好而没有信誉。
在治理国家问题上,管子既强调人事,也重视天道。在管子那里,天道代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总和,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和作用。因此为政者不可企图用人为的力量颠覆客观规律,否则会招致严厉的惩罚。管子说:“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兇,不可復振也。”(《管子·形势》)即是说,顺应天道行事,远方的人都会来归附;人为地做坏事,即使是近亲也会众叛亲离。顺应天道,就能够应对自如、游刃有余;违逆天道的人自以为是,却往往弄巧成拙,显得才力不足、顾此失彼。管子由此认为,人事与天道有很大的相关性,顺天道去做事,天就会成全他;而逆天道而行,天就会违背他。
管子强调顺天道并非是反对为政者积极地有所作为。管子以民心代天道,把天道置换为民心。管子认为,要想为国家建立不会倾斜的基础,就得先把权力交给有道德的人,即能够顺应民心的人。因为要想让政令得到顺利传达和执行,就得首先使政令顺应民心。如管子所言:“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
管仲非常註重民意,认为民心向背关系着国家治乱和兴衰,决定着统治的成功与否。单靠刑罚不足以使人民真正害怕,仅凭杀戮不足以使人民心悦诚服。刑罚繁重而人心不惧,法令就无法推行;杀戮多行而人心不服,为政者的地位就危险了。他以此告诫为政者民心向背对国家的重要性说:“毋蔽汝恶,毋异汝度,贤者将不汝助。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管子·牧民》)即是说,在室内讲话,要开诚布公,使全室的人都听到;在堂上讲话,要光明磊落,使满堂的人都听到。在管子看来,为了取得民众的拥护,必须顺应民心,要顺应民心,首先必须使人民的正当要求得到满足,物质生活得到保证。要得民心,应当先从爱惜百姓做起;国君能够爱惜百姓,百姓就自然愿意为国家出力。而爱惜百姓就得先使百姓富足,百姓富足而后国家得到治理,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所以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管子·牧民》)君主作为民众的表率,不仅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为,还要有光明正大的气度和虚怀若谷的胸襟,如此才会赢得民心。管子说:“四方所归,心行者也。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丑而不信。”(《管子·形势》)即认为,天下人所情愿归附的,是内心真正行德的人。而独断专行的国家,必然劳神费力却灾祸不断;独断专行的君主,必然品行卑劣而没有威望。管子比喻说,这好比自做媒人议定自己婚姻的女子,一定名声不好而没有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