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爌以光宗朝入阁，天启中敬归。特召于崇祯之初，天下称庆，以为元佑之司马也，逆党一案是其手定。爌是时果有深心远虑，即应取五虎十孩儿之类，可诛则尽诛之。其余称功、颂德、建祠、拜像，不过苟且富贵之徒。且都宪磕头，侍郎扯腿，吾朝陋习亦已久矣，何足深究？不妨直与赦除更始，况有先帝英明驾驭于上，谁敢不洗心易虑，国事是图。涣小群以成大群，真大君子作用也，乃不见出此。依违众论，一瓢百舆，间以贿成，定为五等，自谓铁案，无以服死者之心，只以郁生者之气，十七年间翻风作浪，悉依于此。尝平心论之，如霍维华，当魏党强盛时，小有同异。及熹庙临崩，大臣入见，请万世之计，上已不能言，微语曰：“信。”维华即大声唱曰：“传旨，立信王。”奸魏失色，于是外廷悉知奸谋无措矣。此其仓卒定策之功，亦下可泯。永戍徐州，后以唐存忆【世济】疏荐，举朝急攻。维华发愤呕血而死，至若涿州投间，能使宫中、府中、海内、海外线索潜通，其才亦有大过人者，使其独当一面，勾当边事，纵不能杀贼灭奴，尽可支延岁月，俟吾内治有方，兵强饷足，天下事尚可为也。何至百方禁锢，至使取国与人，而可与有为之君。果如先帝殿上痛哭之言，岂非千古恨事？故人谓三朝要典为乱国之刑书，而吾谓逆党一案则亡国之刑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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