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星煜先生认为：“中国隐士的分布有着明显的偏倚性：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观察，隐士分布在平原的极少，大部分在山谷和丘陵地；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观察，分布在城市的极少，大部分在乡村。” 蒋先生举出庐山、嵩山等二十处名山为例证，并统计出宋代诗人在名山隐居的情况：嵩山6人，武夷山16人，天台山3人，青城山10人，衡山2人，华山1人，中条山3人，苏门山1人，终南山3人，峨嵋山1人，武当山2人，四明山2人，王屋山1人，天涤山1人。以北宋朝的情况来看，先生所论虽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但也颇有道理。

《林泉高致》云：“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隐士所居，的确会首选远离尘嚣的青山秀水，所谓“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上已引蒋星煜先生所举数十名山，除了依山而隐之外，面水而居是隐逸者所常常选择的。“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是我师。何必悠悠人世上，劳心费目觅亲知？” 水的意义可能追究到更远，荀子称：“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裙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  尽，似道。……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 对于隐士来说，隐居之地不仅是其生活的场所，也是其心灵的寄托。深林幽篁，佳山丽水不仅有利于隐士谈禅悟道，怡情养性，而且因为他们的生活内容的相对单薄，“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 其意义就更为重要。隐居之地风态风情也对隐逸诗人的创作也有重要的影响。叶维廉先生说“山水在中国古代诗歌里，如诗经、楚辞及赋仍是做着其他题旨的背景，其能在诗中由衬托的地位腾升为主位的美感观照对象，则犹待魏晋至宋间文化急剧的变化始发生，当时的变化，包括了文士对汉儒僵死的名教的反抗，道家的中兴和随之而起的清谈之风，无数知识分子为追求与自然合一的隐逸与游仙，佛教透过了道家哲学的诠释的盛行和宋时盛传佛影在山石上显现的故事——这些变化直接间接引发了山水意识的兴起” ，这一点在隐逸诗人中的表现尤其明显。陈天麟在《太仓稊米集序》中说周紫芝“江山之胜，盖为晚助。”，而林逋写的最精彩的那一部分诗歌，也是“句句皆西湖写生，特天姿自然，不施铅华耳。” ，“林处士泉石自娱，笔墨德望湖山之助，故清绮绝伦，可为人与地两为负。” 梁代隐士陶弘景曾说：“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争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将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险都，自康乐以来，未有复能与其奇者。” 山水亲近与隐逸诗人的关系之紧密可见一斑。

南方多有山岳湖泊之胜景，给诗人隐居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如杭州号称“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 明人田汝成夸耀西湖：“海上之士，往往谈蓬莱三岛之胜，恍惚渺茫，不可踪迹，岂若西湖重青浅碧，抱丽城闉，陆走水浮，咸可胜览？况帝都之余，藻饰华富，即海上之士所称珠宫贝阙，琪树琼花，当不过此！” 。白玉蟾曾道：“西山，神仙之会府，江汉湖海之士，不远而来，既以饱烟霞，饫风月矣。弭仗于壁间，卧履于户内，相以婆娑偃仰，游居于此，致身高明，寓目闲旷，可以诗，苍崖白云皆句也。” 与此相比，西北一带在自然生态在北宋时已遭受到严重的破坏。根据史念海先生的研究成果表明，北宋朝廷对于秦陇一带的林木的大肆砍伐远甚于前代，以至鄜州、延州、保安军一带因为砍伐过甚而绝少森林，劳动朝廷特别下诏，令当地以时栽植 。“除北宋王朝正式派出的官吏之外，当时的达官贵人自丞相赵普以下也多遣人到当地采购，私贩牟利 。据说每年可获得大木万株以上 ，其他私采私贩的尚不在内。” 在这样杀鸡取卵的政策之下，自然生态急速恶化，森林的消失导致河流流量减小，乃至干涸。如主要引黄河水流的汴河，宋廷为了保证漕运之利，曾规定三年疏浚一次，中间有二十多年失修，就有部分河段的河床高出堤外一丈二尺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之中生活已有困难，更不要说在此等山水之中吟风弄月，求安赋闲，肆性放情。除了陈抟移居的华山，种放所隐的终南山之外，西北之地已实是难觅林泉。学者研究证实，“这一时期像关中平原已经没有什么森林可言。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下还有‘万株果树’可以与樊川相映成趣。洛阳城外则连这一点也说不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