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法家的失败

法家失败了吗？其实从秦的覆灭来看，法家失败了。造成秦速亡的原因有很多，但根本还是刘邦的那句，天下苦秦久矣。
这个天下苦的到底是什么？秦的徭役？秦的赋税？还是秦的法律？
个人认为三者都有，不过前两者都可以因为扶苏的上台得到改变，这也是为何有如此多的人对扶苏感到惋惜的原因。但第三条却很难做到，甚至是直接导致秦灭亡的根本。
之前已经说过，商鞅变法实践的是王权为根，官权为辅的管理模式。为了让官权取得大于族权的合法性，商鞅用法律代替了礼教。任何不遵循法律的官员都是没有合法性的官员，这就是官权的合法性问题，这本身也是极其正确和超前的。
可是法律作为一个有形的条款，它是能被操作和规避的。更重要的一点，法家基因中有一条被忽视的染色体，就是他们喜欢用政策来“调戏”百姓。最好的例子就是之前举例的用连坐告奸来拉仇恨的“小阴谋”。

之前已经说了，连做告奸是当时快速打破族权惯性思维，必须选择的一条道路。但这留下了隐患，那就是王权为了让自己的执行力不断增长，于是不断地开始推行有利于整个王权的法律。
其实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好的，因为王权已经彻底抛弃了落后的族权，选择用官权来管理社会，并学会了用政策来调整社会的发展方向。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却会造成过分的局面出现。
这就是秦国到了始皇帝后期时期所面对的局面，也是后世每一个强势皇帝都会遇到的局面。而法家对这种局面却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法家失败了。
造成法家对这种局面无能为力的根源在于帝王之术的成熟。
官权的运行需要一个无形的条款限制，而法家并没有提出这个条款，相反他们十分依赖有形的条款，这就导致法律在王权的手里可以被随意打扮，造成这个局面的最主要推动人就是韩非子推出的帝王之术。这个后面细说。

儒学无意中发展出的行为论为法家的官权提供了钥匙，官权的运行必须在这个行为论的范畴内，因为一旦于跃就会造成官权和其依附的王权彻底失去合法性。这里最好的例子就是李世民和杨广。
这一对倒影一样的帝王都是将官权用到了极致的人，但李世民遵守了行为论，杨广无视了行为论，结果杨广被百姓所抛弃。
行为论到底是什么？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目前得到的浅薄理解就是，行为论是官权保证民权利益，甚至是官权最终离开王权选择依附民权的灯塔。
官权作为一个比较小的权利，他需要依附其它的三项大权：族权，王权，民权。而华夏的官权最后在行为论的引导下倒向了民权。当然这个过程很复杂，经历了整个中华近代史才完成。

除了客观的生产力限制，人均占有资源随着人口增长而减少这类原因以外，就是皇帝无意中导致了自己触犯了行为论。
强势帝王可以很轻松地和官权形成良好的互动，李世民就是最好的代表。但弱势帝王却因为自己的无能，必须通过用帝王之术，使一派压制一派的方法获得主导权。这就导致了党争的形成，而党争的结局就是官权退化到了族权。
官权的包容性，系统性，公正性都在退回到族权后彻底消失。为了自己的一派，官员无视系统性和公正性开始争权夺利，这就导致了大量的高层犯罪出现。此时的官权不但触犯了法律而且还触犯了行为论，退化为族权的官权开始失去合法性。同时被官权依附的王权也自然失去了他的合法性。
那些所谓的中兴之主其实就是灭掉了斗争中的最大族权，获得了绝对地控制力，并弥合了因为族权斗争而造成的社会伤害的人物。可问题是，一旦这位中兴之主继续采用族权制衡的方法，内斗就会继续上演。老曹家从曹丕开始就是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司马家则把这一手玩得风生水起。

官与官之间会出现内斗吗？这是自然的，因为理念，追求的不同，官员间会有异见，可是只要王权作为一个合理的仲裁者就能保证这种内斗是良性的，互相促进的。相反，如果王权想通过官员间的内斗加强控制力，获得主导地位，就会必然用帝王之术使一派打压另一派，这样就会造成官权向族权的退化。
一旦退化成族权就必然会因为族权的排他性导致内斗，甚至内战。

当然这又是另一个问题，想弄清楚这个问题，想了解更多关于王权，族权，民权，官权的问题，请参考这位大神的分析：http://tieba.baidu.com/p/4664251922?pn=1

害怕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
　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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