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心”一定导致“公利”吗？（也谈送餐具）
今天看了一个帖子，说是有些学生吃完了没有送餐具，一个人为此忿忿不平。甚至将此事上升到道德标准。我是反对吃完了送餐具的，所以我想在此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于是写下此文，以飨读者。
首先，学习知识是为了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为了知道这个世界该怎么样。所以，在没有分析清楚事情的本源之前就下结论是一个无知的举动，在这里先为此贴的出现提出并表示遗憾。以下为正文部分。
中国有句古话，叫“与人方便，就是于己方便”。这句话反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奠定了中国数千年来为人处世的基本基调，可谓是影响至深。然而，这种思维方式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就成了后来我们常说的“公心”。“公心”是相对于“自利”而言的，“自利”的基本基调是把“利己”放在首位，“利他”是副产品，而不是行为的根本目标，“公心”则与之相反。简单地说，“公心”就是人在做事的时候要多多考虑该事会给周围的人带来什么好处，并且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比如，我们在学生食堂吃完饭后，自己主动地把餐具送到泔水桶，就是有“公心”；去图书馆借书时，帮助图书管理员翻到条形码页，他们只要坐着动动小手就可以了，这方便了他们，也是有“公心”；还有当别人做了错事，伤害了他人或者损失了什么物品的时候，我们关心他说，没事的，或者给点什么其它的安慰，这也是有“公心”；利用自己的节假日时间免费给人修车、为人免费服务，就更是有“公心”了，等等。
中国人向来厌恶“自利”，甚至有时候把“自利”看作是不道德的。虽然我们无法考证是不是在所有人心里都是崇尚其他人有“公心”的，但从表象上看，至少大部分人喜欢身边的人有“公心”， 喜欢别人为自己着想，而不是“自利”。
然而，“公心”与“自利”却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定位问题，要分清应该把哪一个作为主流并放到主导地位需要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而不是只凭想象或个人好恶。事实上，“公心”和“自利”的表现形式很多，有时候“公心”中也掺杂了数不尽的“自利”，“自利”中也往往有“公心”的成分。为了分析的精确性，这里把“公心”抽象为一种为了他人利于而放弃自己应得利益的处世原则，而“自利”则是在“利他”和“利己”的权衡中选择“利己”的行为准则。
这时候，我们便很容易分析是“公心”还是“自利”对整个群体更有好处了。判断的标准是：哪一个降低了群体的总收益，哪种道德定位就是有害。当然，可能对单个的人有好处，而单个人因为很难观测到群体利益也非常愿意接受并宣扬这种道德定位。
就拿上面的例子来说吧！学生吃完饭后，主动把餐具送到泔水桶是一个“公心”行为，因为自己送餐具既耽误了时间也付出了体力，这些付出本可以干其它的，但你又不能为之收费，我想食堂也不会因为你主动送了餐具就让利卖饭给你。这时候，如果只要几个别的学生在方便的时候主动送餐具，对结果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但当这种行为被定义为一种道德或者修养的表现时，大部分的学生都如此做时，这便是一种集体行为，结果就大不相同了。想想看，食堂招募服务员是干什么的呢？学生的“公心”做法实际上是干了服务员要做的工作，但食堂只会给服务员付费而不会给学生好处，食堂在边际收支平衡的状态下决定招聘多少个服务员，并由此来给他们定价（支付工资）。再看看，我们“公心”的结果吧！大家的“公心”行为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使食堂看起来不需要那么多的服务员，这样必然减少食堂服务员的定制，自己送餐具看似减轻了服务员的工作量，而实际上也降低了他们的报酬，就整个社会而言，如果我们对时间的受益在边际上大于服务员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在做着一个降低社会效率的事情。服务员的收入少了，工资率必然下降，消费水平降低。但我们这部分支出却又被耗散在外部性中，食堂老板收获了其中的大部分，服务员却得不到我们的支出。食堂老板的受益增加是一个边际效应递减的过程，此时的边际受益效应和服务员相比要低的多，尽管如此，他也不会分利给服务员，社会整体福利就如此被降低。所以，我们的“公心”行为看似做了件好事，也受服务员的欢迎，其实他们也包括我们在内哪里知道，我们在共同做着砸他们饭碗的事情。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他们没有想那么多，我们也看不到集体行为的结果，而以个体行为来判断事情的优劣其实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今天看了一个帖子，说是有些学生吃完了没有送餐具，一个人为此忿忿不平。甚至将此事上升到道德标准。我是反对吃完了送餐具的，所以我想在此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于是写下此文，以飨读者。
首先，学习知识是为了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为了知道这个世界该怎么样。所以，在没有分析清楚事情的本源之前就下结论是一个无知的举动，在这里先为此贴的出现提出并表示遗憾。以下为正文部分。
中国有句古话，叫“与人方便，就是于己方便”。这句话反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奠定了中国数千年来为人处世的基本基调，可谓是影响至深。然而，这种思维方式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就成了后来我们常说的“公心”。“公心”是相对于“自利”而言的，“自利”的基本基调是把“利己”放在首位，“利他”是副产品，而不是行为的根本目标，“公心”则与之相反。简单地说，“公心”就是人在做事的时候要多多考虑该事会给周围的人带来什么好处，并且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比如，我们在学生食堂吃完饭后，自己主动地把餐具送到泔水桶，就是有“公心”；去图书馆借书时，帮助图书管理员翻到条形码页，他们只要坐着动动小手就可以了，这方便了他们，也是有“公心”；还有当别人做了错事，伤害了他人或者损失了什么物品的时候，我们关心他说，没事的，或者给点什么其它的安慰，这也是有“公心”；利用自己的节假日时间免费给人修车、为人免费服务，就更是有“公心”了，等等。
中国人向来厌恶“自利”，甚至有时候把“自利”看作是不道德的。虽然我们无法考证是不是在所有人心里都是崇尚其他人有“公心”的，但从表象上看，至少大部分人喜欢身边的人有“公心”， 喜欢别人为自己着想，而不是“自利”。
然而，“公心”与“自利”却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定位问题，要分清应该把哪一个作为主流并放到主导地位需要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而不是只凭想象或个人好恶。事实上，“公心”和“自利”的表现形式很多，有时候“公心”中也掺杂了数不尽的“自利”，“自利”中也往往有“公心”的成分。为了分析的精确性，这里把“公心”抽象为一种为了他人利于而放弃自己应得利益的处世原则，而“自利”则是在“利他”和“利己”的权衡中选择“利己”的行为准则。
这时候，我们便很容易分析是“公心”还是“自利”对整个群体更有好处了。判断的标准是：哪一个降低了群体的总收益，哪种道德定位就是有害。当然，可能对单个的人有好处，而单个人因为很难观测到群体利益也非常愿意接受并宣扬这种道德定位。
就拿上面的例子来说吧！学生吃完饭后，主动把餐具送到泔水桶是一个“公心”行为，因为自己送餐具既耽误了时间也付出了体力，这些付出本可以干其它的，但你又不能为之收费，我想食堂也不会因为你主动送了餐具就让利卖饭给你。这时候，如果只要几个别的学生在方便的时候主动送餐具，对结果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但当这种行为被定义为一种道德或者修养的表现时，大部分的学生都如此做时，这便是一种集体行为，结果就大不相同了。想想看，食堂招募服务员是干什么的呢？学生的“公心”做法实际上是干了服务员要做的工作，但食堂只会给服务员付费而不会给学生好处，食堂在边际收支平衡的状态下决定招聘多少个服务员，并由此来给他们定价（支付工资）。再看看，我们“公心”的结果吧！大家的“公心”行为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使食堂看起来不需要那么多的服务员，这样必然减少食堂服务员的定制，自己送餐具看似减轻了服务员的工作量，而实际上也降低了他们的报酬，就整个社会而言，如果我们对时间的受益在边际上大于服务员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在做着一个降低社会效率的事情。服务员的收入少了，工资率必然下降，消费水平降低。但我们这部分支出却又被耗散在外部性中，食堂老板收获了其中的大部分，服务员却得不到我们的支出。食堂老板的受益增加是一个边际效应递减的过程，此时的边际受益效应和服务员相比要低的多，尽管如此，他也不会分利给服务员，社会整体福利就如此被降低。所以，我们的“公心”行为看似做了件好事，也受服务员的欢迎，其实他们也包括我们在内哪里知道，我们在共同做着砸他们饭碗的事情。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他们没有想那么多，我们也看不到集体行为的结果，而以个体行为来判断事情的优劣其实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