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对君主的道德是非常重视的。他认为,一个合格的君主起码要具备如下条件:第一,要圣明,要作“明主”。在韩非看来,能真正实行法制的君主只能是有德行的君主。他希望有像尧舜那样的贤明的君主:“尧无胶漆之约于当世而道行,舜无置锥之地于后世而德结。”(《安危》)第二,要重视民心。在韩非的心目中,民心的重要程度仅次于“天时”。他说:“逆人心,虽贲、育不能尽人力。”(《功名》)禁令能先治本的才有效,用兵能服民心的才能胜,圣人治理民众,因为先治本,所以能强大;因为先服心,所以能取胜。第三,立信立德。韩非强调“信”为君主必具之德,是维护统治的必要手段。在韩非看来,君主是政令的发布者,君主守信,才能树立威性,做到令行禁止。君主对人民诚信无欺诈,是安定国家、实现富国强兵的关键之一。“安术有七,危道有六。安术:……七曰有信而无诈。”(《安危》)韩非认为,君主的信用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外储说左上》)。

韩非认为,官吏是君主的帮手,在治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韩非看来,臣子应具备如下之德:其一,公正廉明。韩非指出:“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外储说左下》)要求官吏严以律己、正直无私,不避权贵、严格执法,尽臣子应尽本分。韩非提出大臣应秉公荐才,做到“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外储说左下》)。韩非认为,如果官吏都能公正廉明,那么国家就能呈现出清明盛世的情景:“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利,货赂不行,是境内之事尽如衡石也。”(《八说》)其二,要有所长。韩非盼望有贤臣,认为没有贤臣就治理不好国家。他心目中的贤才是指有能力的法术之士。其人格素质:在价值目标上,以“公义”为宗旨,“去私心行公义”;(《饰邪》)“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饰邪》)。在处世态度上,既有变故革新之精神,又有刚毅正直之品质。在办事作风上,能明察与实干,反对华而不实、言行不一,“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孤愤》)。其三,忠诚务实。在韩非看来,为人臣必须具备“忠”的品质,并且应当把为君主“尽忠”看作自己人生的最高追求。“忠”的内涵:一是绝对的忠,不允许有丝毫的犯主。“忠臣之事君也”,“所谓忠臣,不危其君。”(《忠孝》)为臣应当“北面委质, 无有二心。”(《有度》)二是臣对君之“忠”是“公忠”,是天下“公义”,要一心一意,心无旁骛。三是“忠”应当符合“法”的要求,“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南面》),“尽力守法,专心事主者为忠臣。”(《忠孝》)由此,韩非把尊君事主的主张发展到了极致,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忠孝》)。这一思想后被发展为“三纲”, 使“忠”的思想成为封建道德的重要内容,成为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政治伦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