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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毫无疑问，香港是一个国际性大都会（The Global City），但它的“文化身份”至今依然是一个触目的问题。这不仅因为香港一百多年的历史主线是由外来殖民者与本土被殖民者之间的冲突、妥协、抵抗和交融共同书写的，也不单由于它近20年来社会情势的变化贯穿于“回归”祖国的喜悦与“大限”来临的惶恐之中，更重要的是，在以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基本规划单位的世界版图上，香港——如小说家西西所说——一个有“城籍”而无“国籍”的地方，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即香港人在独特的历史境遇中，是怎样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社会、文化乃至生命的认同感？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香港可能以“城市”的姿态来抵御、戏弄以“乡土”为主要表征的强势“国家”想像。王德威就把香港视为“以一个城市的立场，与乡土／国家（country／country ）的论述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拉锯”。的确，香港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与“国家”（无论是英国还是中国）的关系来界定自身的，这就决定了所谓“香港身份”的形成仍然必须依靠“现代民族国家”的想像方式。很显然，这里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悻论：一方面力图强调香港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别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特殊的“城市身份认同”（urbanidentities），另一方面则仍需运用“现代民族国家”的构造方式来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那么，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如何克服的呢？或者换一种更低调的说法，这种吊诡的状态以何种面貌得以呈现呢？
毫无疑问，香港是一个国际性大都会（The Global City），但它的“文化身份”至今依然是一个触目的问题。这不仅因为香港一百多年的历史主线是由外来殖民者与本土被殖民者之间的冲突、妥协、抵抗和交融共同书写的，也不单由于它近20年来社会情势的变化贯穿于“回归”祖国的喜悦与“大限”来临的惶恐之中，更重要的是，在以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基本规划单位的世界版图上，香港——如小说家西西所说——一个有“城籍”而无“国籍”的地方，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即香港人在独特的历史境遇中，是怎样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社会、文化乃至生命的认同感？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香港可能以“城市”的姿态来抵御、戏弄以“乡土”为主要表征的强势“国家”想像。王德威就把香港视为“以一个城市的立场，与乡土／国家（country／country ）的论述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拉锯”。的确，香港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与“国家”（无论是英国还是中国）的关系来界定自身的，这就决定了所谓“香港身份”的形成仍然必须依靠“现代民族国家”的想像方式。很显然，这里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悻论：一方面力图强调香港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别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特殊的“城市身份认同”（urbanidentities），另一方面则仍需运用“现代民族国家”的构造方式来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那么，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如何克服的呢？或者换一种更低调的说法，这种吊诡的状态以何种面貌得以呈现呢？
按照本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论，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形成端赖于“想像的共同体”的催生。而以“大众文学”为标志的“印刷资本主义” （print capitalism），在以想像性的方式建构“共同体”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提供了联结“共同体”必需的“共时性”的时间意识。 在一个有效的时空范围内，虽然人们大都素未谋面，但某种“共同体”的休戚与共感，仍然可以透过传播媒介——特别是想像性的如“小说”与 报纸”这样的“文艺”方式——塑造出来。譬如，“一个美国人一生所遇见的，或是知道姓名的美国同胞，不会超过小小的一群人。他不知道其他的美国人随时在十什么，然而他却有完全的把握去相信，虽然没名没姓，这些人必然和他一样同时在默默地干着他们的事情”，由此关于“美国”的想像就自然地浮现出来了。作为东南亚问题的研究专家，安德森在论述里也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加以说明，而且特别突出了“报纸连载小说”在印尼民族国家认同感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具体到与印尼同属东南亚的香港，这种“想像方式”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它的“大众文学”的载体又展示出怎样独特的形态呢？王德威做了一个有趣的观察，在《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中，他从“倾城” 到“失城”，罗列了一个又一个关于这座城市的故事，从张爱玲到黄碧云，她（他）们作为这座城市的“说故事的人”，“为香港说各式各样的故事，是‘说出’香港存在、延续意义的重要手段”。讲故事的方式有很多种，既可以像西西那样如书写童话般营造“浮城”世界，也能够似也斯、董启章那般让叙述穿行在“记忆”和“虚构”之间，更可能如黄碧云，在血肉模糊、遍体鳞伤的情欲创痛中迸发出“失城”的哀鸣，还有似心猿的《狂城乱马》，用文字沟通和呼应电影、电视、漫画等多种媒体，滑稽性地挪用武侠。黑帮、侦探、闹剧和黑色喜剧的技巧程序，营造出“大限”来临之际一座城市“狂”“乱”交加的“嘉年华”图景，而文本本身的混乱嘈杂，也有意无意地对应着这座城市内在的动荡和活力。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心猿的《狂城乱马》，它展露出的多种媒体间的互动（艾慕杜华的电影加日本鬼马漫画式的小说），以及反讽地运用香港人耳熟能详的电影电视的“桥段”（主人公老马是对吴宇森英雄片主角“小马哥”的拙劣“盗版”），恰恰提示了新型视觉“媒体”（电影、电视等）在全球文化经济的新语境下建构城市文化身份时的作用。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指出：“伴随着本迪克特•安德森所谓的‘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现，一种新型的权力被投放到世界上来，这就是大众文学的权力，印刷资本主义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使得民族亲和性规划（projects of ethnic afinity）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群众性的阅读行为使得事件的进程建立在一个悖论的基础之上，这就是人为地建构原质主义的悖论（the paradox of constructed primordialism)。”与一般的理解相反，阿帕杜莱并不假设有一个单一的全球化过程，据他的分析，一系列关键的全球面向间逐渐增加的断 裂，引发了多样的、流向不拘的，因此难以预测的全球性情境与流向。他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想像力”和“媒体辨识力”是新种族景观构成和移居的重要条件，进而指出：“媒体景观……总是倾向于以形象为中心以叙事为基础来描绘现实世界，它们用来款待消费者而且也用来改造他们的节目，是构造想像的生活——既是消费者自己的想像的生活，也是异国他乡的别人的想像的生活——所需要的各种原料，如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文本形式。这些节目能够而且确实把各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拼凑成晦涩暧昧的，但又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因为它们有助于构造有关他者的叙事，以及有关可能的生活的叙事与幻觉，这些东西有可能进一步激发占有和流动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