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写在一封缜密工整的信上，从外县市一小镇寄出，署了真实姓名和身分证号码，年龄，籍贯，职业。他显然历经苦思不得答案，关于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是一首台湾诗人杨牧的诗。今年9月份跟随王召辉导演去甘肃拍摄中石油长庆油田采七厂专题片，在黄土高原深处滚滚尘土的山路上遇到的父子仨，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他们脸庞的那一刻，想到了这个关于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摄制组的汽车蜿蜒前行在高原深处，一路上十里八乡，人影罕见，千沟万壑，寸草难生，草木难立，偶尔能远远看见大山深处有一户人家，看着是那么孤独和落寞，家是陕北那种很原始的窑洞，生居于此，或许很多人这辈子都不曾离开过这个窑洞，这里没有电灯，没有电视，没有电话，似乎他们还过着那种封建原始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虽然随队有向导，可我们还是迷路了，当我们没头苍蝇有路便行时，我们窜到一个老汉的家门口，一路过来车轮卷起的尘土肆虐飞扬，路边的父子仨却毫不躲避，扑面而来的黄土于他们而言习以为常毫不相干，司空见惯的飞扬尘土只是一阵清风吹过。生活中这种尘土的气味和颜色已经宛如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近邻。
与他们的相面只只是这么片刻，司机打开车窗问路，王召辉导演隔着窗户给他们拍了一张父子照，父亲没有任何戒备之心和逆反之情，牵着 两个孩子的手略带紧张昂首正立，整个姿态都显得那么认真，拘谨，严肃，正式，好像对面这个手机是供奉的一台神龛，孩子眼瞅着摄像头害羞和怕生，脑袋一个劲往父亲裤子上蹭。这种面对陌生人的神情和神态，是一种咫尺的陌生，也是一种遥远的熟悉，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在屠刀下的画册里见过，在文革时期的影像里见过，在小说的文字里见过，我不知道这种瞬间的印象从何而来？但他带给我那种心灵的触动却是那么真实。
看着他们蓬头垢面，尘土满面的脸庞，看着他们掏山而建，残破凌乱的窑洞，那一刻，我想到了苦难、公理、正义。或许他们这辈子也不理解这些词汇到底在讲什么，或许他们脑袋有得只是父死子继，一亩三分地的代代相处，或许他们也从没想过大山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到底长什么样，他们是一群与土地根系相连的人，脚下踏着土地，俯身耕作着土地，眼睛里盯着的是土地，风里吹过来的也是土地。苦难对他们而言已经麻木内化，公理和正义于他们而言太过虚幻，命让他们生此境地，认命便是了唯一出路。
我不知道这两个天真浪漫的小家伙未来是不是薪火相继，一代又一代重复着祖祖辈辈这种听天由命的生活，从一个无限可能的生命变成一个沧桑横面的老汉。我很想告诉他们，用你的双脚走出这片天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虽然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你没有知识，但是你拥有双手，你没有经验，但是你有农民的朴实和真诚，你应该给自己生活另一种可能的机会。这种声音在我心里在呐喊，但是他们不可能听到，我只是一个匆匆而来的过客，匆匆别过之后，他们会继续重复着天命所定的理所应当的生活。
山里很静，静到能听到尘土交谈的声音，山里风很烈，卷起的黄土如一个浑身戾气的孩子，当现代化的汽车奔驰而过之后，这里的一切又会尘归尘，土归土，什么都不会改变，安静会瞬间击碎过界的喧嚣，公理和正义的问题也会被黄土覆盖，这里似另一个静止的世界，时间不走，人心不动。隔着一座山的距离，我看到那爷仨望着我们的摄制组的车队渐行渐远，他们的影子也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山里突然响起了一声嘶吼，多么渴望这声嘶吼来自于那位父亲的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