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次严打的依据不是宪法，也不是刑法，而是情绪化的整治，是一种另类的运动。
这是乱用“民意”，是一种法律上的悖论。它的结果只能导致罪刑失衡，酿成冤假错案。
事实上严打只在很短的时期内起作用，此后反而出现了犯罪高峰。

统计资料表明，在1983年到1987年第一次“严打”期间，刑事犯罪确实得到了抑制。但是，“严打”后的1988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一下子由1987年的57万件上升到83万多件。而且后来恶性有组织犯罪不断增加，已经不是当初一帮青年人无事生非，侮辱妇女或聚众斗殴。
这种现象说明严打并没有起到长治久安的效果。

83年前出现的社会治安恶化有其时代因素
文革后，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追求已经开始转变。城市企业改革的推进，一大批职工的铁饭碗被打破，面临着生活的选择。当初下乡的知识青年开始返城，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待业群体。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农村推行，一些不愿在农村生活的农民开始进城找工作，加大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和流动人口的增加。

闲人生是非。这些人没有思想寄托，没有生活希望，难免走邪路。
一些随着文革结束获得新生的干部子弟，依仗父辈的权势开始胡作非为。他们吃喝不愁，花天酒地享受。他们接触和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把享乐当作追求的目标。
虽然当时还没有真正地打开国门，但西方的生活方式已经开始渗透到国内。表现在人们的生活已开始呈现多样化，长头发、喇叭裤、超短裙、跳舞、流行歌曲、化妆受到许多青年人的喜爱。这些本来属于私德的范畴，然而在当时仍然受到法律的调整。

消遣、娱乐、猎奇或者叫追求丰富多彩的生活是人性的一部分。人本能的东西是很难用外部力量禁箍住的，包括一些成熟的中老年人在内。
那时录相机还刚刚兴起，一些走私过来的录相机和录相带开始进入社会。这些不能在光天化日下播放的东西基本处于地下活动状态，所谓的“黄色电视片”在许多人心里非常神秘。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跟副团长和参谋长到防空指挥部联系工作。随行的还有一位干部子弟，跟那儿的人很熟，就提出放部片子看看，最好是带点色的。
因为有熟人，他们就从保险柜里拿出一盘香港片《黑带仇》，很神秘地把我们带到防空指挥部的地下室里。

这部片子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香港拍的，只记得一个腰束“黑带”的老大到家里找人，只有母亲和妹妹在家。他妹妹是瞎子，这个老大就想侮辱她，其母上前阻拦被打死，妹妹被强暴。哥哥回来后与妹妹一起报仇。其实除了武打外，只有妹妹被撕破衣服露出了双乳，与现在的色情片简直没得比。就是这样一部所谓的色片，看得个个血脉喷张，出来后全都满脸通红。我们参谋长脸本来就黑，都笑他成猪肝脸了。
这个片子现在网上到处都可以下载，录相带和VCD公开出售。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的“黄片”，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变化。如果说文革前人民是围聚在毛泽东和共党的周围，在一个思想的指导下生活。文革后的前几年，批评毛泽东和否定文革使人们多年的精神支柱倒塌，而新的主流思想并没有形成。在这种思想混乱的情况下，社会发生裂变从而引起犯罪井喷是必然的。
西方社会学家涂尔干曾说过：“有时候，只是有时候，罪犯是未来道德的先行者。

事实是，仅仅几年后，许多方面都开放了。穿奇装异服没有人大惊小怪，戴着胸罩上街或者坦胸露背到处可见。男女在大街上亲嘴拥抱不稀奇，家庭舞会没人管了，大厅广众之下跳贴面舞是正常的。洗头房、歌舞厅成了搞活经济的必备行业，桑那房的小姐公开拉客，连公园也开展了异性服务。三陪小姐、包二奶、情人关系成为社会潮流。
如果是今天，当年被判死刑的80％以上不够判刑标准。
如果是今天，再按当年严打时的量刑标准，全国至少要有上千万人被枪毙或进监狱。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目前国家最该做的是对所有官吏和子弟进行监视居住，防止他们转移财产和逃往国外。同时进行一次经济领域犯罪的“严打”。
这种严打应当不同于1983年的运动式，而是完全依据现有法律条款，“照病抓药”，依法办事，相信会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并且是功德无量的历史政绩。
我们开展了“传销”、“扫黄”、“黑社会”等专项整治，就是不开展经济领域犯罪的专项整治，不开展官吏腐败的专项整治，说到底是不敢触动执政者的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