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们也对部分传统剧目做了一些细节上的改变,比如《伍子胥》中的渔父,本来是为了让伍子胥放心就选择投江自尽,但现在是说“我假意投江一死”,这样的改动,是不是为了表现现代人对个体生命的尊重?
珮瑜:我们现在选择这样演,就是为了不要让大家觉得太没有人情味。原来的情节,观众可能会觉得别扭、难以接受。但其实历史真实上的伍子胥可能并不是这么有人情味的,艺术合理虚构,这个不必去纠结。(传统戏曲里时常是随随便便就写死了一个人,是不是我们也需要美化、粉饰一下主人公?)但这是人生的常态啊。人要获得所谓成功,必然要付出代价,但人性可能不愿去直面这样的残酷。这与传统价值观或现代精神都没有关系,是人性本身可能不愿接受非善的真实。其实不是不愿接受历史,而是人不愿面对自己。我无所谓,随便吧。又能怎么办呢?还是就唱“一轮明月”吧,只要不改“一 轮明月”,万事好商量。
记者:您怎么面对和处理部分传统剧目中,可能让现代人不太舒服的情节呢?面 对“三观不正”的剧目,又要怎么宣传?
珮瑜:如果能传播价值观就传播价值观,如果价值观和现代精神不匹配,那就传播美和有关美的记忆。总有一款适合你。总有一些事情是不被时代所改变的,比如对恒定的美的认知。(您觉得形式美可以脱离内核而存在么?)要看具体剧目,毕竟京剧是一门形式大于内容的艺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传统剧目会失传,会被时代或更优秀的剧目所替代,因为在内容雷同的时候,记忆会胜出。而确实有些剧目,内容也不够,形式也不够。我们复排失传剧目就会发现,失传的确有其自身原因。
(能举例说明吗?)比如《芦花河》。对我而言,这出戏在声腔艺术上价值很高,但老生是跨刀的,也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情节,能让观众带着思辨去欣赏,欣赏完了还能回去琢磨思考。它也没有成为某一流派的代表作。有些戏虽然内容很一般,但经过了戏曲大师的魅力来加持,它就成为了某个流派的代表剧目。所以很多剧目能够流传至今,可能价值观并不是特别重要,你也可以用技法去弱化不合理的地方。归根到底,中国戏曲还是靠表演来呈现,并不是情节、故事占主导的。像《赵氏孤儿》,形式、内容、剧情、细 节都很完美,又经历了很多派别的演绎,还有长期的压场,这种戏就太难得了。京剧走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对剧本、情节、价值观要求都很高的时代,所以仅仅守着传统戏,也许不太能满足当今观众的需要,所以既需要大量继承传统中恒定的美,但也要往前走一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