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分裂，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朋友减少，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
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局面下，中国在实力上无法与其争雄。只有重辟溪径，在其它小国中寻找盟友。
毛泽东创立了“划分三个世界”的外交战略思想，把处于第一世界的美苏和第二世界的西方诸强与处于弱小地位的国家的第三世界分别隔离，用不同的政策区分对待，较好地实现了团结大多数，摆脱了孤立状态。

新中国建国以后至1966年文命前，世界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仅47个国家。这其中还包括社会主义阵营中的12个国家，其它大部分是弱小国家。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这个地位一直被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占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一直全力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多次讨论表决，都由于美国等国的反对而没有通过。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26日，中国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正式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中被非法剥夺了20多年的席位得到恢复。

因为这种决议是以一国一票的形式表决，赞成票必须达到三分之二。毛泽东团结第三世界的方针见到了成效，因为与中国建交的多数国家是第三世界。
1971年11月15日，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联合国讲坛上发表了演讲，开始了中国利用联合国这个平台输出革命的活动。
与苏联的交恶势必为中美关系缓和提供了机会。
美国解放战争时支持蒋介石，在朝鲜战场上中美两国再次交手，可以说是积怨很深，一直是敌对国家。
作为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不可能也不会长期死不往来。

两国关系的解冻始于毛泽东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件事被后人称作是“乒乓球外交”。
1971年连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派基辛格博士通过巴基斯坦秘密来到北京，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了首次高层接触，对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交流。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亲自访华，签订了《上海公报》，奠定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
1978年12月15日，中美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由于西方领头的美国与中国关系改善，1971年当年就有18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文命对外交领域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夺权、反修防修和对外输出命上。

反帝反是外交领域的口号。基本是以美苏划线，对美国是反帝，反霸权。对苏联是反，反霸权。
苏联和美国是反帝反的指示标，凡是跟随这两个国家的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或者是修正主义的帮凶。
这种以政治划线的策略，极大地干扰了国家外交方针、政策的正常制定与实施，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恶化了中国的外交环境。

　　文革期间外交领域主要是批判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等人提出的，中国对外政策的“三和一少”，即“对帝修反要和（三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一少）”，和加在刘少奇头上的“三降一灭”，即投降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以苏联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以印度为代表的各国反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运动。
虽然1967年2月7日中央发电指出内外有别，使、领馆一律不准搞“四大”，各驻外使、领馆基本稳定下来，但国内夺权斗争并没有停止。

　1967年7月，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外事系统的一些造反派，在外交部大门外“安营扎寨”，静坐绝食，要求揪斗外交部长陈毅。16日，外交部系统的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查封外交部党委，宣称夺了外交大权，擅自以外交部名义向中国驻外机构发号施令。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等人被押上街头卖红卫兵小报，几乎所有大使、参赞、司局长都遭到揪斗。
国家外交大权旁落，外事领域失控的局面进一步扩展。

这件事是有原因的，因为港英当局开枪打死一名香港工人，国内群起声援引起的，并非是外交部造反派策划的。印度和印尼大使馆是因为该国政府迫害华侨引起的，都不是运动涉及的。
凡是经历过文的人很少不知道姚登山的，这个赫赫有名的“红色外交战士”，在1967年8月夺了外交部的权，当了4天的外交部长。
　　姚登山1938年加入山西新军决死三纵队，解放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185师554团团长兼政委。解放后曾出使多国，后任外交部总务司副司长、服务司副司长。

由于在外交部夺权，不几天就被隔离审查。在清查“5.16”中被关进了监狱。1971年被判刑，1980年出狱。文革后离休，1998年在京病逝。

　这种对外输出革命的做法引起一些国家的忧虑和反感，也使本已破裂的中苏关系失去了回旋的余地，对世界共产主义事业有害无利。
在极左思潮给外交工作带来严重干扰和破坏的情况下，1967年8月，毛泽东批评王力“8·7讲话”是“大、大、大毒草”。经毛泽东批准，中中央决定对插手外交事务的王力、关锋隔离审查，基本控制了外交的混乱局面。

　1969年5月1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天安门城楼先后接见了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赞比亚、瑞典、柬埔寨、刚果(布)、坦桑尼亚、几内亚等8国新任驻华大使。7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毛泽东又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亚、非、欧4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同一些使节进行了谈话，并与21个国家的使节握手和请他们代向各国元首问候，明确表示中国愿意改善和发展同各国的关系。
1970年，中央派军队干部担任外交部政治部军代表，解放了一批外事领导干部。

12月18日，毛泽东对斯诺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1974年4月10日，在乔冠华的陪同下，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策略思想：“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