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我们向全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产品，能不能也提供同样丰富的精神产品？我们今天到处寻找“思想武器”，但究竟什么样的“思想武器”才能够为我所用、用之管用？就如同中科院的一位领导同志所说，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什么？信息技术与能源结合难道就能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了？这不科学，也不严谨。然而，对这样一本并不十分严谨的书，我们的重视程度甚至让里夫金本人都感到吃惊。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呢？我想，不结合中国实际而一味“山寨”别人的思想，是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的问题的。

看看今天的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时，当时在香港“呼风唤雨”、胡作非为的一些人都望风而逃，他们觉得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精神太厉害，害怕被“收拾”。但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根本没什么大动静，原来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又陆续返回香港。香港回归祖国多少年了？我们经营香港多少年了？应当首先明确和强调的是，“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但恰恰我们有一些人，只记住了“两制”，却忘掉了“一国”。
今天，香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去殖民化”的工作。这个工作长期以来我们都没有做好。“去殖民化”和“一国两制”完全是两回事。世界上，任何一个曾经被别国进行过殖民统治，重获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进行大量、细致的“去殖民化”的工作。
看看印度的“去殖民化”，看看韩国的“去殖民化”，你再看看老蒋到台湾后所进行的“去殖民化”。印度独立后，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等城市，全部将名称由原先的英式拼法改为印式拼法。老蒋败退到台湾后，立即进行“去殖民化”工作，取消日语教育，停用日式教材，禁止使用日本名字。登辉原来就有一个日本名字叫“岩里政男”，老蒋到台湾后不让他叫了，只好又叫回李登辉了。

今天的“台肚”分子，不管是陈扁，还是苏贞昌、蔡英闻，都讲一口标准的国语。谁让他们讲的？老蒋让他们讲的。台湾的学生从小接受的都是国语教育。这就是老蒋当年强制推行“去殖民化”工作的成果。
而在回归后的香港，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动作。“维多利亚湾”，今天还叫“维多利亚湾”。“麦理浩道”，今天还叫“麦理浩道”。香港的行政体制、司法体制、教育体制、学校教材，我们一项都未触及。我们总提坚持“一国两制”，可这是“一国两制”的实质和精髓吗？就算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体制也要对其进行“去殖民化”啊！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没有通过，为什么通不过？所有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允许国家分列啊！国民教育教材无法实施，放眼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国民都必须无条件接受以国家体制、宪法、国旗、国徽、国歌等为内容的基本国民教育，难道就你香港特殊？

可以说，每一个被殖M过的国家和地区获得解放后，都必须进行的“去殖M化”工作，我们在香港却基本没有做。以致于，近年来香港出现了越来越多打着前殖M地旗帜游星的队伍，这对我们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类事情也是内地问题在香港的反应。国外媒体都说我们有全世界最强的新闻管控能力，可是，从某些电视台播送的一些节目中可以明显看出，我们一些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和领导很外行，总以“维稳”“和谐”为最高追求，导致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权拱手相让。
由此，联系到今天很多党的领导干部不想抓、也不会抓党的建设，不想抓、也不会抓思想建设，不着力信仰的培育，不着力干部的监管，不关注社会公平的问题。有的地方，党委书记工作的重点也放在了招商引资、土地出让、项目开发上面，最终导致党不管党、政不议政，忘记信仰、丧失纯洁，全部动力只剩下经济驱动。
《白鹿原》作者陈忠实讲过一句话，很深刻。他说，我们今天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我们今天的思想太多了，东方的、西方的、古典的、现代的，但缺乏力度。什么叫思想的力度？毛东说：“马克思的思想势如破竹，鲁迅的思想势如破竹。势如破竹就是力度。”

势如破竹的基础在哪里？第一，深深根植于中国大地；第二，能够找到解决这块土地上发生的问题的办法。今天，我们“舶来”的思想、“山寨”的思想比比皆是，就是缺少根植于这块土地的思想，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再高深的思想也没有力度。古希腊的普罗塔哥拉讲，“大脑不是一个等待填满的‘容器’，而是一个需要点燃的‘火炬’”。中共党人所做的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点燃人们大脑“火炬”的这种工作

军队里有这样的将军，说明军队还是人民的军队。有这样的军队，才会给人民带来真正的福祉。

实在是太对了，最大的危机还是思想上的。

总有一帮人混淆视听，把所谓的“不忘初心”与维护威权政治捆绑在一起。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制度的问题不通过改革制度来解决，难道积非成是，死不悔改就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