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中国农历春节越来越近，人们逐渐把注意力放在一件大事上：回家过年。
这个从农耕时代流传下来的传统节日，并没有像某些其他传统节日那样，在现代化经济的冲击下丧失核心概念而沦为实质的“购物节”或“吃货节”，而是体现出一种别样的活力。每逢这时，全球十多亿华人都会放下工作、放下学习，购置年货，带上子女，买好车票，踏上归乡路。
为过年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中，归乡的车票是绝大多数人倍加重视的一项。节前节后的火车票可谓一票难求。公路、铁路、航空运力全开，把一批批乘客安全地送回家乡。这种被称为“春运”的现象，是如假包换的“中国特色”。据报道，昨天（腊月廿八）铁路春运迎来节前最高峰，北京三大火车站发送旅客突破60万人次大关。据北京铁路局统计，截至昨天，春运13天来，北京铁路局共计发送旅客超千万，其中北京三大火车站已累计运送650余万旅客离京。
春运现象是工业化和农耕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因为人们平常的工作和学习与家乡不是一个地方了，加上春节回家过年的文化传统使然，所以才会有春运，它具有历史性——随时代变迁而出现，也会随时代变迁而消失。在古老的封建社会，农耕文明将人口流动看作对社会生产和稳定的威胁，给予“流寇”、“流民”、“流窜”等称呼。为让农民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当时的封建政权创立了户籍制度，进行人口登记，以此为依据征收税赋与劳役，防止流民外逃。在以自然经济为经济基础的封建时代，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就生活在家乡的一亩三分地，甚至一辈子没有出过村庄，从经济基础，到国家制度，再到文化风俗，都在以强制或非强制的、政治或道德的力量，让人们与土地绑定在一起。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自然谈不上什么春运——因为人们从生到死，一直都在故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要素进行有计划的安排，其中必然也会包含对劳动力的计划分配。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劳动者几乎没有个人的生产资料，每个人都是公有经济单位中的一员，脱离公有经济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没有谋生的物质手段（个人不掌握生产资料），也无法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这个时期，新中国建立起了第一批现代化大工业和现代教育体系，大量农业劳动力进入城市，由此真正出现了大批在外工作、学习的人群。正是由于工业化，由于农业劳动力转化为工业劳动力，出现了人与家分离的情况，“回家过年”才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需求。但是，直到1978年，中国仍有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在工业部门中，如果有人员转岗，一般也是“人”和“家”一起迁出迁入，而且上山下乡、全国“串联”、政策性移民等政治运动式的人口流动也让“春运”显得十分不突出。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力量越发强大，那些具有优越基础设施和自然条件的地区被市场所青睐，率先迅猛地发展起来，对劳动力的需求迅速增加；农业生产力提高使大量农民变为过剩劳动力，“包产到户”的个人耕作，已经无法和“种粮大户”或集体农场相竞争，劳动力自然而然地由农村流向城市，由县城流向省会，由小城市流向大城市，由中西部流向东部。这是一场巨大的人口流动浪潮，人与家乡的分离，此前从未达到过这种程度。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推进，随着国家计划的退出与政治运动的中止，“春运”规模也越来越大。
工业化令“春运”诞生，工业化也会令“春运”消失。正像此前所说，“春运”的原因是工业化、市场化造成的“人”“家”分离与“回家过年”这一文化传统的综合，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以预见，这两大原因会被取代而归于终结，“春运”也将被更为平常的劳动力流动所取代而不再显眼。一方面，户籍制度将慢慢取消或调整，社会保障体系继续完善，生活在农村的老一辈人会自然离去或随子女迁入城市，常住城市的劳动力将定居下来，他们的子女也不会再“留守”；另一方面，农耕传统文化会因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日趋消解，“关系社会”、“熟人社会”将被“法治社会”、“陌生人社会”取代。就像已经发生在其他一些传统节日的变化上一样，农历春节和与之相伴的“春运”也必将该换其内核，转变家庭小生产的遗存形式，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趋势。
祝大家吉祥如意！
这个从农耕时代流传下来的传统节日，并没有像某些其他传统节日那样，在现代化经济的冲击下丧失核心概念而沦为实质的“购物节”或“吃货节”，而是体现出一种别样的活力。每逢这时，全球十多亿华人都会放下工作、放下学习，购置年货，带上子女，买好车票，踏上归乡路。
为过年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中，归乡的车票是绝大多数人倍加重视的一项。节前节后的火车票可谓一票难求。公路、铁路、航空运力全开，把一批批乘客安全地送回家乡。这种被称为“春运”的现象，是如假包换的“中国特色”。据报道，昨天（腊月廿八）铁路春运迎来节前最高峰，北京三大火车站发送旅客突破60万人次大关。据北京铁路局统计，截至昨天，春运13天来，北京铁路局共计发送旅客超千万，其中北京三大火车站已累计运送650余万旅客离京。
春运现象是工业化和农耕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因为人们平常的工作和学习与家乡不是一个地方了，加上春节回家过年的文化传统使然，所以才会有春运，它具有历史性——随时代变迁而出现，也会随时代变迁而消失。在古老的封建社会，农耕文明将人口流动看作对社会生产和稳定的威胁，给予“流寇”、“流民”、“流窜”等称呼。为让农民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当时的封建政权创立了户籍制度，进行人口登记，以此为依据征收税赋与劳役，防止流民外逃。在以自然经济为经济基础的封建时代，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就生活在家乡的一亩三分地，甚至一辈子没有出过村庄，从经济基础，到国家制度，再到文化风俗，都在以强制或非强制的、政治或道德的力量，让人们与土地绑定在一起。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自然谈不上什么春运——因为人们从生到死，一直都在故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要素进行有计划的安排，其中必然也会包含对劳动力的计划分配。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劳动者几乎没有个人的生产资料，每个人都是公有经济单位中的一员，脱离公有经济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没有谋生的物质手段（个人不掌握生产资料），也无法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这个时期，新中国建立起了第一批现代化大工业和现代教育体系，大量农业劳动力进入城市，由此真正出现了大批在外工作、学习的人群。正是由于工业化，由于农业劳动力转化为工业劳动力，出现了人与家分离的情况，“回家过年”才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需求。但是，直到1978年，中国仍有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在工业部门中，如果有人员转岗，一般也是“人”和“家”一起迁出迁入，而且上山下乡、全国“串联”、政策性移民等政治运动式的人口流动也让“春运”显得十分不突出。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力量越发强大，那些具有优越基础设施和自然条件的地区被市场所青睐，率先迅猛地发展起来，对劳动力的需求迅速增加；农业生产力提高使大量农民变为过剩劳动力，“包产到户”的个人耕作，已经无法和“种粮大户”或集体农场相竞争，劳动力自然而然地由农村流向城市，由县城流向省会，由小城市流向大城市，由中西部流向东部。这是一场巨大的人口流动浪潮，人与家乡的分离，此前从未达到过这种程度。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推进，随着国家计划的退出与政治运动的中止，“春运”规模也越来越大。
工业化令“春运”诞生，工业化也会令“春运”消失。正像此前所说，“春运”的原因是工业化、市场化造成的“人”“家”分离与“回家过年”这一文化传统的综合，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以预见，这两大原因会被取代而归于终结，“春运”也将被更为平常的劳动力流动所取代而不再显眼。一方面，户籍制度将慢慢取消或调整，社会保障体系继续完善，生活在农村的老一辈人会自然离去或随子女迁入城市，常住城市的劳动力将定居下来，他们的子女也不会再“留守”；另一方面，农耕传统文化会因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日趋消解，“关系社会”、“熟人社会”将被“法治社会”、“陌生人社会”取代。就像已经发生在其他一些传统节日的变化上一样，农历春节和与之相伴的“春运”也必将该换其内核，转变家庭小生产的遗存形式，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趋势。
祝大家吉祥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