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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应杭，1963年生于浙江云和赤石镇。1979年考入华东师大，1986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后应聘赴浙大任教至今。主要学术兼职有浙江省伦理学会副会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等职。迄今为止已在大陆及港台地区公开发表著述、论文及小说、散文等计180余万字
第一篇 自我认识论
……
在所有人生格言中，最让我的心灵为之沉思、为之警策的是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如下一句名言：没有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苏格拉底的这一语录，可以说非常精确而简洁地表述了我写这本《人生哲学论》的根本宗旨之所在。
记得最早知道苏格拉底的这一说法是从高中政治课老师那里。当时我觉得这说法颇有意味，也和老师讨论过，但那时不甚了了。1979年有幸考入华东师大，成为该校首届哲学专业的学生后，也许是因为专业的缘故，也许是因为第一次离家开始独立生活的缘故。也许还深受当时正在全国范围内大讨论的潘晓人生观问题的影响，总之，这时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几乎成为我日记的惟一内容。这一理论兴趣终于在读研究生期间得到了师长们的比较系统的培植。后来，我
在张天飞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了以人生理想为题的硕士论文写作。这可以说是我对人生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第一个成果。在论文中，我完成了“人是理想的动物”这一命题的论证之后，从真、善、美三个视角对理想问题进行了学理上的探讨。
记得在我顺利通过论文答辩之后，冯契老师却语重心长地引(易)中的“既济，未济”一语赠我，我知道这是冯先生对一位后学小子的殷殷勉励。正是在师长们“既济，未济”的殷殷勉励下，我开始对论文中初步提出但却没有展开的关于自我人生的真、善、美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这一研究的成果具体体现在1990年我和几位合作者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和香港海风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的几本小册子上：《穿越黑洞：人生哲学精华》、《卑贱与我无缘：伦理学精华》和《人生美学意境》。与几位同道合作的这三本小册子虽然取得了较好的发行印数，但从学理上讲我并不满意。因为由于出版社方面的原因，我们只能按“畅销书”的模式来写。因此，在学理的阐述、逻辑体系的编排以及个人独特思想的提出等方面，这三本小册子无疑是不能尽如我意的。这也就成为促使我后来独立撰写出版了《人生美学导论》(1996年)和《伦理学新论》(1998年)的根本缘由之所在。而这本《人生哲学论》的正式出版，使它和《人生美学导论》、《伦理学新论》一起终于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这也就意味着我在学理的层面上对人生问题进行真、善、美探讨的初步完成。
之所以对读者诸君坦言20年来对人生问题学习、思考和研究的如上心路历程，无非是想表明两点意思：其一，如果说自己在学术研究中有那么一点成就的话，那都得益于师长们的教诲和勉励．这决非白谦。事实上从我对真、善、美问题的一系列论述上看。细心的读者完全叮以看出我书中的观点与华东师大哲学系以冯契老师为核心的诸多师长学说思想的渊源关系。而且，令我感动的是师长们对后学弟子对其学说思想的微言大义，从来是宽厚甚至是欣慰的。其二，这本《人生哲学论》仅是从哲学认识论角度对人生问题之“真”作了初步的探寻，因而，无论是在理论观点的阐发和体系的编排上都是从这一角度展开的。读者诸君倘若要对我在人生哲学问题上的观点作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那不妨可再参见我的《伦理学新论》和《人生美学导论》。在这两本书中我分别从人生之“善”和人生之“美”的角度对人生问题作了初步的探寻。
我把我的思考和结论谨奉给亲爱的读者诸君。这些关于人生之真的思考和结论也许并不成熟和完善，但我还是坦诚地把它展现在这里。因为我相信：处于世纪之交的我们，也许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对自我人生进行哲学的观照。
张应杭
1999年9月29日
在经历了许多的迷顿和混乱之后，在人类历史甚至为之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之后，人类的理性终于意识到节制生命之欲的充分必要性。而且。我们发现，这一必要性源于生命之欲本身。也就是说从生命原欲角度来分析，制欲是必要的。概括地说，这种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生命之欲的无穷性与自我人生的有限性的矛盾决定了制欲、节欲的必要性。人之欲望是不断产生的，这是生命之欲的基本特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就曾这样分析过：“第一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①所以，在马克思看米，新的需要与欲求总是不断产生的。对于生命之欲的无穷性和节欲的必然性，中国古代哲人苟子也曾作过精辟的分析。在荀予看米，“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苟子·富国》)因而他认为节欲是势在必行的：“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乎欲，两者相持而长。”
(《荀子·礼论>)所以，苟予的结论是必须以礼节欲。
另一方面，从逻辑上分析自我生命原欲之所以要节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自我个体生存时空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就从更本质的意义上限定了生命之欲追求必须是有节制的。这就如马克思所说：“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情欲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在他之外存在着。”②这也就是说，自我个体生命面对强大的自然界必然显示其受动性和被制约的特性，再强大的自我生命个体都无法超越时空之大限，都无法和永恒的外部自然界相抗衡。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朱光潜先生在论述古希腊悲剧精神时要这样写道：“生来孱弱而无知的人类注定要永远进行战斗。他们头上随时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威胁着他们，生存象悬岩巨石，随时可以倒塌下米把他压为齑粉。他既没有力量抗拒这种状态，也没有智慧理解它。”①也许这正是古希腊一些哲人对生命之欲望甚至持严苛的节制这一理性主义态度的重要认知根源。
因此，面对亘古未绝的生命欲望和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其根本的出路只能是节制欲望。这是一个自我生命之欲与社会存在的双向调节过程，…方面本着对生命之欲认可和节制的态度，以牺牲一定的欲求米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另一方面，以给予生命之欲……
……
在所有人生格言中，最让我的心灵为之沉思、为之警策的是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如下一句名言：没有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苏格拉底的这一语录，可以说非常精确而简洁地表述了我写这本《人生哲学论》的根本宗旨之所在。
记得最早知道苏格拉底的这一说法是从高中政治课老师那里。当时我觉得这说法颇有意味，也和老师讨论过，但那时不甚了了。1979年有幸考入华东师大，成为该校首届哲学专业的学生后，也许是因为专业的缘故，也许是因为第一次离家开始独立生活的缘故。也许还深受当时正在全国范围内大讨论的潘晓人生观问题的影响，总之，这时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几乎成为我日记的惟一内容。这一理论兴趣终于在读研究生期间得到了师长们的比较系统的培植。后来，我
在张天飞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了以人生理想为题的硕士论文写作。这可以说是我对人生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第一个成果。在论文中，我完成了“人是理想的动物”这一命题的论证之后，从真、善、美三个视角对理想问题进行了学理上的探讨。
记得在我顺利通过论文答辩之后，冯契老师却语重心长地引(易)中的“既济，未济”一语赠我，我知道这是冯先生对一位后学小子的殷殷勉励。正是在师长们“既济，未济”的殷殷勉励下，我开始对论文中初步提出但却没有展开的关于自我人生的真、善、美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这一研究的成果具体体现在1990年我和几位合作者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和香港海风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的几本小册子上：《穿越黑洞：人生哲学精华》、《卑贱与我无缘：伦理学精华》和《人生美学意境》。与几位同道合作的这三本小册子虽然取得了较好的发行印数，但从学理上讲我并不满意。因为由于出版社方面的原因，我们只能按“畅销书”的模式来写。因此，在学理的阐述、逻辑体系的编排以及个人独特思想的提出等方面，这三本小册子无疑是不能尽如我意的。这也就成为促使我后来独立撰写出版了《人生美学导论》(1996年)和《伦理学新论》(1998年)的根本缘由之所在。而这本《人生哲学论》的正式出版，使它和《人生美学导论》、《伦理学新论》一起终于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这也就意味着我在学理的层面上对人生问题进行真、善、美探讨的初步完成。
之所以对读者诸君坦言20年来对人生问题学习、思考和研究的如上心路历程，无非是想表明两点意思：其一，如果说自己在学术研究中有那么一点成就的话，那都得益于师长们的教诲和勉励．这决非白谦。事实上从我对真、善、美问题的一系列论述上看。细心的读者完全叮以看出我书中的观点与华东师大哲学系以冯契老师为核心的诸多师长学说思想的渊源关系。而且，令我感动的是师长们对后学弟子对其学说思想的微言大义，从来是宽厚甚至是欣慰的。其二，这本《人生哲学论》仅是从哲学认识论角度对人生问题之“真”作了初步的探寻，因而，无论是在理论观点的阐发和体系的编排上都是从这一角度展开的。读者诸君倘若要对我在人生哲学问题上的观点作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那不妨可再参见我的《伦理学新论》和《人生美学导论》。在这两本书中我分别从人生之“善”和人生之“美”的角度对人生问题作了初步的探寻。
我把我的思考和结论谨奉给亲爱的读者诸君。这些关于人生之真的思考和结论也许并不成熟和完善，但我还是坦诚地把它展现在这里。因为我相信：处于世纪之交的我们，也许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对自我人生进行哲学的观照。
张应杭
1999年9月29日
在经历了许多的迷顿和混乱之后，在人类历史甚至为之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之后，人类的理性终于意识到节制生命之欲的充分必要性。而且。我们发现，这一必要性源于生命之欲本身。也就是说从生命原欲角度来分析，制欲是必要的。概括地说，这种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生命之欲的无穷性与自我人生的有限性的矛盾决定了制欲、节欲的必要性。人之欲望是不断产生的，这是生命之欲的基本特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就曾这样分析过：“第一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①所以，在马克思看米，新的需要与欲求总是不断产生的。对于生命之欲的无穷性和节欲的必然性，中国古代哲人苟子也曾作过精辟的分析。在荀予看米，“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苟子·富国》)因而他认为节欲是势在必行的：“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乎欲，两者相持而长。”
(《荀子·礼论>)所以，苟予的结论是必须以礼节欲。
另一方面，从逻辑上分析自我生命原欲之所以要节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自我个体生存时空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就从更本质的意义上限定了生命之欲追求必须是有节制的。这就如马克思所说：“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情欲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在他之外存在着。”②这也就是说，自我个体生命面对强大的自然界必然显示其受动性和被制约的特性，再强大的自我生命个体都无法超越时空之大限，都无法和永恒的外部自然界相抗衡。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朱光潜先生在论述古希腊悲剧精神时要这样写道：“生来孱弱而无知的人类注定要永远进行战斗。他们头上随时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威胁着他们，生存象悬岩巨石，随时可以倒塌下米把他压为齑粉。他既没有力量抗拒这种状态，也没有智慧理解它。”①也许这正是古希腊一些哲人对生命之欲望甚至持严苛的节制这一理性主义态度的重要认知根源。
因此，面对亘古未绝的生命欲望和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其根本的出路只能是节制欲望。这是一个自我生命之欲与社会存在的双向调节过程，…方面本着对生命之欲认可和节制的态度，以牺牲一定的欲求米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另一方面，以给予生命之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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