膏滋是中药的一种剂型，即滤取药物的煎液，经浓缩后，放入糖或蜂蜜等熬炼成稠厚的药膏。因为制作膏剂的处方大多有滋补性质，故称为膏滋。膏滋的字义是沃泽、滋润，包含着补养的意思，故人皆以补药曰之，事实上人体在冬季阳气收藏之际，服用膏滋防治疾病，固本清源，不失为治疗慢性病行之有效的一种康复之道。
　　据史书记载，唐宋时期，许多医家开始重视膏滋的使用，并把膏滋剂视为祛病强身、延年益寿的好方法。宋朝的洪景严在《洪氏集验方》中载有琼玉膏方，由人参、袄苔、生地、白密炼制而成，主治虚劳，是养阴润肺的祖方。后世医家一直把它视为滋阴膏剂的代表，由此演变而来的药方不胜枚举。金元时期，医学流派百家争鸣，各创新说。以养阴派著称的著名医家朱丹溪，变更洪氏琼玉膏方的剂量，仍用“琼工”之名，以填稻、补虚、调真、养性，是当今常用的强身延年膏滋方剂。刘完素在他所著的《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介绍了许多养生延年之法，并提倡使用膏滋。他所创制的桑核膏，主治血虚生风、血痹风痹、高年便秘、夜寐不安等，的确是一帖补虚扶正、养生保健的膏滋良方。明代著名医家李时珍，对于膏滋的制作方法颇有研究。他曾在本草纲目中较为详细地叙述了益母草膏制取的整个过程。
　　内服膏滋是由汤药(煎剂)浓缩演变发展而来。凡用汤丸有效者，皆可熬膏服用，即为膏剂。而膏方的雏形则早在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代医书《五十二病方》中就出现了。这部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典籍记载的膏剂据称有30余方。书中有“膏之”和“胶”的描述.被认为是膏方的最原始称谓。此后略晚的《养生方》和《杂疗方》二书中已开始用蜜或枣膏制丸。我国最早的药学专著，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已有“宜膏煎者”的明确记载。至我国第一部以辨证论治为指导撰著的《伤寒杂病论》(东汉末年)，对于膏剂的制剂方法已基本形成。如“鳖甲煎九”就是先以酒煎药物，然后取汁煎成膏，再加入部分药粉制成丸。而膏滋真正定型，并广泛的运用则是在唐末时期。那时膏滋也叫煎，如药王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即有地黄煎、相招煎、兽强煎等“煎”方。宋代《大平圣惠方》有天门冬煎、鹿角胶煎等方。膏滋经典方琼玉膏的祖方即是宋代的《洪氏棠验方》所载。至明代以后，膏滋方完全以“膏”命名。明代著名医学家、药学家李时珍对膏滋方的制作方法很有研究，他曾在《本草纲目》中较为详细地叙述了膏滋制取的全过程，如益母草膏。明代滋补学家张景岳则在《景岳全书》中创制了一代滋补名方两仪膏。到了清代，膏滋的使用更为普遍，上至皇宫禁院，下至平民百姓，膏滋良方层出不穷。《张氏医通》中的二冬膏;《何氏虚劳心传》中的坤强膏、卫生膏;《摄生秘旨》中的忆圆膏;《医方案解》中的龟鹿二仙胶等，至今仍被视为抗衰健体延年的良方。由《慈禧光绪医方选议》可见，宫廷御医也善用膏滋方，书中所载的扶元益阴膏、保元固本膏等方都被认为是配伍精当、构思巧妙的方子。时至今日，全国各大城市的有名中药店，如北京同仁堂、上海雷允上药店、杭州胡庆余堂、万承志堂等均有自制膏滋名方，如首乌延寿膏、八仙长寿膏、葆春膏、参鹿补膏等，在国内外都享有一定的威望。
　　膏滋方多由既具补血功效，又具多种其他疗疾功效的药物组成。多针对人体的脏腑阴阳、气血津液等的偏盛偏衰而配制，具有较强的临床治疗意义。或养血益气、滋阴壮阳、补益脏腑，或活血通脉、祛痰降逆、泻水解毒，故医家运用又以患者具体情况而拟方，因病、因证、因人、因时、因地而增减药物，使之更加切合病情，便于长期运用和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因为膏方最适用于慢性或虚损性疾病，这些疾病大多迁延日久，病体虚弱，气血阴阳有所不足，而非短期时日、一针一药所能奏效。所以就必须选择药性平和，不伤正气，而非短期时日的剂型。
　　以膏滋作为冬令补剂以求养生延年、补虚扶正，是许多医家制方的主导思想。如张景岳创制的两仪膏，药仅人参、熟地两味，对于精气大虚者，确是不可多得之方。王肯堂创拟的参术膏，药用人参、白术为伍，大有培土彻风、益气补虚之妙。清代医家使用膏滋渐为普遍，许多慢性虚弱性疾患，医家尤为注重补养膏滋。如张璐《张氏医通》中的二冬膏，何炫《何氏虚劳心传》中的坤破膏、卫生膏等，疗效颇为可靠，流传至今。《摄生秘旨》中载有杞圆膏，功能大补精血，具有“强筋骨、泽肌肤、驻颜色”的良好功效，后世医家颇为推崇此方。
　　《医方集解》中的龟鹿二仙膏，直至今天，仍被视为抗老延年的有效方剂。由《慈禧光绪医方选议》可见，宫廷御医也喜欢使用膏滋，该书中所载的扶元益阴膏、保元固本膏等膏滋方，大多配伍精密，选药精当，运用巧思，通补并行，适宜长期服用，有较好的强身延年功效。
　　总之，膏滋方是延续几千年发展、完善起来的传统中药剂型。它在中华民族的卫生健康方面曾经发挥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随着生活、工作节奏的加快，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古老的传统膏方也将不断创新，为人类保健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