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朋友圈纷纷在赞颂隆裕太后，颂词之盛，令人不知置身何地，不知今夕何夕，还以为回到了百年之前的大清帝国。且说隆裕，其名叶赫那拉·静芬，小名喜子，绰号“大木头”，系慈禧的弟弟桂祥之女。论形象，她与慈禧差远了，我见过两张她的照片，一是与慈禧的合影，二是画像，哪怕是后者，经过画师美化，依然难称美女，清秀的眉眼之下，却是一脸拘谨，略带愁苦之色，人生之不如意，溢于言表。至于她的性情，由其绰号可见一斑：老实、木讷，以至怯懦，不仅缺乏主见，而且缺乏欲望，包括权欲。
隆裕一生最大不幸，即生在了皇亲国戚之家，并摊上了慈禧这样一个专断的姑姑。她与光绪的结合，纯属政治婚姻，此后她的角色，则成政治道具。如果说1898年后，光绪沦为傀儡，用来装点岌岌可危的大清帝国，那么早于十年之前，隆裕已经沦为花瓶，用来装点暗流汹涌的大清皇宫。
确切来讲，自隆裕被指定参加皇后选拔赛的那一刻起，她的命运便如木偶，从此不由自主。此事发生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选手共五人，首为隆裕，次为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末为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光绪本来看中了德馨之女，欲授如意，作为信物，为慈禧出言所阻，不得已而改授隆裕。慈禧担心德馨的两个女儿一旦入宫，必将争宠，遂不令其入选，如此则便宜了长叙的两个女儿，这便是后来的谨妃和珍妃。由这一节可知，光绪与隆裕的包办婚姻，近乎强扭之瓜，并无感情可言，甚至埋藏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如光绪怀疑隆裕是慈禧安排在他身边的耳目，加之二人性格不合（光绪急躁而隆裕呆板），这样的夫妻生活，如何能够和谐？
从1889年初帝后大婚，到1908年秋光绪与慈禧先后去世，二十年来，隆裕一直生存于丈夫的冷遇与婆婆（姑姑）的压制之下。她的形象，一度令我想起鲁迅的发妻朱安；她的遭遇，只怕还不如朱安：鲁迅的母亲鲁瑞待朱安甚好，慈禧虽然在利用隆裕，却谈不上多么待见她。鲁迅死后，朱安自称是“鲁迅遗物”；然而在光绪生前，隆裕的地位便如遗物一般无二，这不仅因为光绪的疏离和抛弃，更是因为，在皇权政治的禁锢之下，她的生命彻底被物化。
光绪与慈禧死后，隆裕的生命似乎挣脱了阴影，得以短暂复苏。她试图成为慈禧第二，只是慈禧在她这个年纪，与恭亲王奕訢明争暗斗，借风使船，收放自如，充分呈现了超一流的政治天赋，她却缺乏最起码的政治才干，非但对付不了以暗弱著称的摄政王载沣，反被逼入墙脚，大权旁落。不过，即便此时她执掌朝政，怕也无法主宰清王朝残存的征程。帝国正如断线的风筝，飘过如血的残阳，一头扎进无垠的黑暗。
最可叹造化弄人。当长夜降临，帝国行将就木，隆裕却迎来了一生最辉煌的时刻。1912年2月12日，她做主颁发了《清帝逊位诏书》：“……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这本是无可奈何之举，却将她一举推上历史伟人的宝座，为孙中山和袁世凯两派一致赞颂，称之为“女中尧舜”“以尧舜禅让之心，赞周召共和之美，值中国帝运之末，开东亚民主之基”，《大公报》更是不吝誉美：“既非依附于帝王，亦未尝有垂帘之政绩，而独以让德高怀，召亿兆人之讴恩，曾不以国体之变迁，而稍驰其爱敬者，伊古以来，实惟前清隆裕太后。”至于今世，她则被誉为“最先醒来的人”、中华民族的恩人，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与此相应，清帝逊位被比作英国的“光荣革命”，《清帝逊位诏书》被赋予熠熠生辉的宪政意义。
与事实不符，便属过誉。第一，隆裕并未醒来，只不过作为妇道人家，欠缺如良弼、溥伟等人困兽犹斗的狠劲，故而不曾卷入宗社党的末路疯狂；第二，她的考量顺序，先是母子二人的性命，次是清室优待条件，最后才是万民忧乐和天下太平；第三，大势之下，她的选择，不仅是最佳选择，而且近乎是唯一选择，有人说她本可反抗到底，请注意，在她身上，并无反抗的勇气，正如在她周围，并无反抗的资本（朝廷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兵没兵，仅有一支禁卫军，由八旗子弟组成，一无战斗力，二来人人但求自保，无心为国牺牲；至于退回满洲，垂死一搏，更不可行），当反抗沦为宗社党式的叫嚣，那不叫反抗，叫表演。
假如隆裕拒不退位，历史该当如何书写呢？死于革命党人之暗杀的良弼，已经暗示了答案。对于老牛破车、弱不禁风的朝廷，只消几颗炸弹，便可了事。说到这里，需要指出，隆裕的运气足够好，遇到了一个有底线的对手。早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初，袁世凯便有机会篡清自立，不过思量再三，终未听从幕僚的建言，其第一点考虑，即“袁氏世受国恩，在本人不肯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为天下后世所诟病”。正基于此，袁世凯逼宫之际，始终没有撕破脸面，动用武力，且在谈判桌上，给隆裕留足了余地。倘若他不讲究恩义，不在乎名声，以其手握重兵、权倾朝野的实力，取爱新觉罗而代之，简直如臂使指，哪里还会有什么“女中尧舜”？
职是之故，那些颂词，与其施与隆裕，不如施与她的对手，以及他们所制造的时势。隆裕的确在顺势，这是智者的选择；隆裕不得不顺势，这是弱者的处境。这两点，必须结合起来，才能还隆裕一个公正的评价。否则，只侧重其中一面，譬如赞颂隆裕“女中尧舜”，把被迫退位美化为主动禅让，这不止过誉，更像说谎，以此安抚失败者，其效用则如补刀，反而对隆裕构成了一种伤害。
话说回来，1912年9月11日，应袁世凯之约而北上的孙中山、黄兴等人，在满清皇族举办的欢迎会上，称道隆裕为“女中尧舜”，此刻她尚且在世，应该有所耳闻，不知作何感想？从史料来看，她显然没有被政治家的场面话所蒙蔽。其晚景之凄凉，则使她彻底醒来。死前她对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每睹宫宇荒凉，不知魂归何所。”并告诫溥仪：“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死，茫然不知。吾别汝之期至矣，沟渎道途，听汝自为而已。”这般伤心人之语，读来令人潸然。毋庸置疑，隆裕正是近世中国一大伤心人，自嫁给光绪之后，不知爱情，不知快乐，不知自由。从此她的人生便是余生，命运随国运风雨飘摇。有人从中看到了荣耀，我只看到无奈和残酷。
隆裕一生最大不幸，即生在了皇亲国戚之家，并摊上了慈禧这样一个专断的姑姑。她与光绪的结合，纯属政治婚姻，此后她的角色，则成政治道具。如果说1898年后，光绪沦为傀儡，用来装点岌岌可危的大清帝国，那么早于十年之前，隆裕已经沦为花瓶，用来装点暗流汹涌的大清皇宫。
确切来讲，自隆裕被指定参加皇后选拔赛的那一刻起，她的命运便如木偶，从此不由自主。此事发生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选手共五人，首为隆裕，次为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末为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光绪本来看中了德馨之女，欲授如意，作为信物，为慈禧出言所阻，不得已而改授隆裕。慈禧担心德馨的两个女儿一旦入宫，必将争宠，遂不令其入选，如此则便宜了长叙的两个女儿，这便是后来的谨妃和珍妃。由这一节可知，光绪与隆裕的包办婚姻，近乎强扭之瓜，并无感情可言，甚至埋藏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如光绪怀疑隆裕是慈禧安排在他身边的耳目，加之二人性格不合（光绪急躁而隆裕呆板），这样的夫妻生活，如何能够和谐？
从1889年初帝后大婚，到1908年秋光绪与慈禧先后去世，二十年来，隆裕一直生存于丈夫的冷遇与婆婆（姑姑）的压制之下。她的形象，一度令我想起鲁迅的发妻朱安；她的遭遇，只怕还不如朱安：鲁迅的母亲鲁瑞待朱安甚好，慈禧虽然在利用隆裕，却谈不上多么待见她。鲁迅死后，朱安自称是“鲁迅遗物”；然而在光绪生前，隆裕的地位便如遗物一般无二，这不仅因为光绪的疏离和抛弃，更是因为，在皇权政治的禁锢之下，她的生命彻底被物化。
光绪与慈禧死后，隆裕的生命似乎挣脱了阴影，得以短暂复苏。她试图成为慈禧第二，只是慈禧在她这个年纪，与恭亲王奕訢明争暗斗，借风使船，收放自如，充分呈现了超一流的政治天赋，她却缺乏最起码的政治才干，非但对付不了以暗弱著称的摄政王载沣，反被逼入墙脚，大权旁落。不过，即便此时她执掌朝政，怕也无法主宰清王朝残存的征程。帝国正如断线的风筝，飘过如血的残阳，一头扎进无垠的黑暗。
最可叹造化弄人。当长夜降临，帝国行将就木，隆裕却迎来了一生最辉煌的时刻。1912年2月12日，她做主颁发了《清帝逊位诏书》：“……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这本是无可奈何之举，却将她一举推上历史伟人的宝座，为孙中山和袁世凯两派一致赞颂，称之为“女中尧舜”“以尧舜禅让之心，赞周召共和之美，值中国帝运之末，开东亚民主之基”，《大公报》更是不吝誉美：“既非依附于帝王，亦未尝有垂帘之政绩，而独以让德高怀，召亿兆人之讴恩，曾不以国体之变迁，而稍驰其爱敬者，伊古以来，实惟前清隆裕太后。”至于今世，她则被誉为“最先醒来的人”、中华民族的恩人，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与此相应，清帝逊位被比作英国的“光荣革命”，《清帝逊位诏书》被赋予熠熠生辉的宪政意义。
与事实不符，便属过誉。第一，隆裕并未醒来，只不过作为妇道人家，欠缺如良弼、溥伟等人困兽犹斗的狠劲，故而不曾卷入宗社党的末路疯狂；第二，她的考量顺序，先是母子二人的性命，次是清室优待条件，最后才是万民忧乐和天下太平；第三，大势之下，她的选择，不仅是最佳选择，而且近乎是唯一选择，有人说她本可反抗到底，请注意，在她身上，并无反抗的勇气，正如在她周围，并无反抗的资本（朝廷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兵没兵，仅有一支禁卫军，由八旗子弟组成，一无战斗力，二来人人但求自保，无心为国牺牲；至于退回满洲，垂死一搏，更不可行），当反抗沦为宗社党式的叫嚣，那不叫反抗，叫表演。
假如隆裕拒不退位，历史该当如何书写呢？死于革命党人之暗杀的良弼，已经暗示了答案。对于老牛破车、弱不禁风的朝廷，只消几颗炸弹，便可了事。说到这里，需要指出，隆裕的运气足够好，遇到了一个有底线的对手。早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初，袁世凯便有机会篡清自立，不过思量再三，终未听从幕僚的建言，其第一点考虑，即“袁氏世受国恩，在本人不肯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为天下后世所诟病”。正基于此，袁世凯逼宫之际，始终没有撕破脸面，动用武力，且在谈判桌上，给隆裕留足了余地。倘若他不讲究恩义，不在乎名声，以其手握重兵、权倾朝野的实力，取爱新觉罗而代之，简直如臂使指，哪里还会有什么“女中尧舜”？
职是之故，那些颂词，与其施与隆裕，不如施与她的对手，以及他们所制造的时势。隆裕的确在顺势，这是智者的选择；隆裕不得不顺势，这是弱者的处境。这两点，必须结合起来，才能还隆裕一个公正的评价。否则，只侧重其中一面，譬如赞颂隆裕“女中尧舜”，把被迫退位美化为主动禅让，这不止过誉，更像说谎，以此安抚失败者，其效用则如补刀，反而对隆裕构成了一种伤害。
话说回来，1912年9月11日，应袁世凯之约而北上的孙中山、黄兴等人，在满清皇族举办的欢迎会上，称道隆裕为“女中尧舜”，此刻她尚且在世，应该有所耳闻，不知作何感想？从史料来看，她显然没有被政治家的场面话所蒙蔽。其晚景之凄凉，则使她彻底醒来。死前她对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每睹宫宇荒凉，不知魂归何所。”并告诫溥仪：“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死，茫然不知。吾别汝之期至矣，沟渎道途，听汝自为而已。”这般伤心人之语，读来令人潸然。毋庸置疑，隆裕正是近世中国一大伤心人，自嫁给光绪之后，不知爱情，不知快乐，不知自由。从此她的人生便是余生，命运随国运风雨飘摇。有人从中看到了荣耀，我只看到无奈和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