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故事，所以从1945年开始说起：就像德国人所说的那样，从零点开始。但是，正如20世纪的一切事情一样，它的故事被从1914年开始的30年战争的阴影笼罩，欧洲大陆从那一年起就开始遭殃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一切参与者难忘的屠场——塞尔维亚18岁至55岁的男性人口的一半死于战争——但是什么问题也没能解决。德国（与当时普遍认为的相反）在战争中、在战后解决方案中未被摧毁：很难解释它只过了25年就又崛起，而且统治了几乎整个欧洲。

确实，由于协约国的胜利代价超过了德国战败的代价，而德国并未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付出赔偿，因此在重新崛起时，比在1913年更强大。随着一个世代以前普鲁士崛起而在欧洲浮现的“日耳曼问题”依然未能解决。

1918年旧式土地帝国垮台后出现的一些小国家都是贫穷的，不稳定的，不安全的——而且怨恨邻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多的是“历史修正派”的国家：俄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都在大战中被打败，它们等待时机要收复领土。1918年后，国际局势并未恢复稳定，大国之间也未恢复平静：只不过由于筋疲力尽而产生了一段幕间休息而已。暴力战争并未减弱。它转向了国内事务——转变为民族主义争端、种族歧视和内战。欧洲在20年代，尤其是在30年代，步入了一场战争的余烬和另一场隐约可见的战争之间的薄雾之中。

随着欧洲经济的萧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内部冲突和国家之间的对抗形势更加恶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经济萧条引发了恶化的形势。在那些年里，欧洲的经济生活事实上遭到三重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扭曲了国内就业，摧毁了贸易，蹂躏了整个地区，甚至还造成了破产国家。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中欧——始终未能从这些后果中恢复元气。

那些恢复元气的国家在30年代的大萧条中重又走低，而银根紧缩、商业失败、竭力保护关税以遏制外国竞争等等，造成的后果不仅是失业率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工业生产能力荒废，而且使国际贸易崩溃（1929——1936年法德贸易下跌83%），由此使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怨恨加剧。接着就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对受影响的国家中平民人口和国内经济造成的史无前例的冲击，将在本书第一部分里叙说。

这些打击所积累的冲击，毁坏了一种文明。欧洲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其范围之广，即便在战争刚发生时，也使当时的人们明显感觉到了。有些人（无论是极左派，还是极右派）将资产阶级欧洲的自杀当作一次为改善境遇而战的机会。奥登称30年代为“低劣、卑鄙的年代”，但它也是承担道义和树立政治信念的时代，在西班牙内战的幻灭和牺牲中达到高潮。这是19世纪激进观点的印第安之夏〔 Indian summer，指北美地区秋末天气突然回暖。——译者注〕，此时却投入了一个更险恶时代的意识形态激烈战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代多么渴望一种人类新秩序，然而不得不经受悲惨的失败。”（阿瑟·凯斯特勒语）

欧洲绝望了，有些人逃避了：起先逃向仍然是自由民主的西欧更远的地方，然后——倘若他们能及时逃出去——逃向美洲。还有一些人，例如斯蒂芬·茨威格和瓦尔特·本雅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欧洲大陆最终跌进地狱的前夕，它的前景显得毫无希望。在欧洲文明自我爆炸的过程中，无论失去的是什么——茨威格的心目中维也纳失去的东西，其迹象早已由卡尔·克劳斯和弗朗茨·卡夫卡凭直觉而知觉到了——都再也无法重新获得。在让·雷诺阿于1937年拍摄的经典电影成名作《大幻觉》里，那个时代的“大幻觉”是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关于荣誉、等级和阶级的神话。但到了1940年，有见地的欧洲人发现，整个欧洲最大的幻觉恰恰是“欧洲文明”本身，它已经声名狼藉，再无法复原了。

鉴于之前的遭遇，在叙述欧洲出人意料复原的故事时倾向于采用庆幸甚至抒情诗般的口吻也就可以理解了。而这正是占主导地位的战后欧洲史书的内在主题，尤其是在1989年以前写成的史书——就像欧洲政治家们在回顾自己这些年里的成就时所采用的主调一样。在总体战的大灾难之后，欧洲大陆各国复苏和重新崛起；国家之间不再起冲突，以制度化的形式逐步扩大欧洲内部的合作；30年经济熔毁过后的持续性经济复苏，以及繁荣、乐观、和平的“正常化”——这一切都引起了夸张的反响。欧洲的复苏是一个奇迹。“后民族的”（post-national）欧洲接受了晚近历史的教训。一个和解的、和平的欧洲站起来了，“像凤凰一般”从它的谋杀——甚至是自杀——的历史灰烬中再生了。

就像许多神话一样，这种使人非常乐于接受的对20世纪下半期欧洲历史的叙述，包含着一点事实真相。但它也留下了许多空白。东欧——从奥地利边界到乌拉尔山脉，从塔林到地拉那——都被排除在神话之外。它的战后几十年同以前发生的一切相比，当然是和平的，但仅仅是由于苏联红军未经邀请的驻扎：这是坦克监视下监狱院子里的和平。而如果说苏联集团的卫星国之间的国际合作在表面上可以同西方的发展相比较的话，这仅仅是因为莫斯科靠武力强迫它们接受“兄弟”的制度和交流。

战后欧洲两个部分的历史不能相互孤立来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以及在此之前的几十年和先前战争的后果，迫使东欧和西欧的政府和人民做出同样艰难的选择，即如何尽最大努力来建立国内事务的秩序，以杜绝任何重蹈覆辙的可能。欧洲两个部分最初的普遍选择是寻求20世纪30年代那种激进方案的人民阵线运动（这一点提醒人们，有时看来1945年绝对不是新开端）。东欧的某种激进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要想回到声名狼藉的过去，已经没有可能性。那么用什么来取而代之？共产主义也许是一种错误的选择，但这是一种两难，而对此要做出的反应却是非常实在的。

西欧激进变革的可能性业已消失，部分原因是美国的援助（和压力）。对人民阵线方案和共产主义的吁求减退了：这两者都是西欧在艰难时代开出的药方，但至少从1952年起，时世已不再那么艰难。因此在其后几十年里，战后初期的艰难困苦已被遗忘。但是在1945年时，看来非常现实的是，事情完全有可能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它们的确会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正因为有可能回到旧日的噩梦（失业、法西斯主义、德国军国主义、战争、革命），所以西欧走上了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的新道路。后民族主义、福利国家、合作、和平的欧洲，这些都并非出自今日欧洲理想主义者们在深情回顾中想象的那种乐观主义的、雄心勃勃的前瞻计划。它是焦虑和不安全感的产物。在历史的阴影下，它的领导者们实施社会改革，建立新的制度，以此作为预防性措施，来避免过去的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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