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教授自60年代从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文学研究所，并在该所古代文学研究组工作。因而于钱杨二位老师交情匪浅。王水照教授也可说对“钱学”很有研究。
这篇上万字的整理保留了讲座中所有细碎的话语（里面还有很多我听不清时所做的记号>w<）。里面有些称谓，有些说法我还是持保留意见的。喜欢钱钟书先生的同学可以看看，若在其中找到些平素未闻的关于钱先生的轶事，倒也值得。
讲座是早些年王教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做的。
ps：有没有席慕容的粉丝把最近在复旦的讲座整理出来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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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谈谈钱先生我是非常高兴的。钱先生是上世纪罕见的通古博今、融贯中西的大学问家。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特点、具有人格魅力的大学问家。
但是我今天讲《记忆中的钱钟书》这个题目，如果钱先生在的话，他可能会有意见。因为钱先生一直认为：对他、对他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可以进行研究，但是不要进行宣传，更不要写什么传记。所以本来我们学术界有一门新的学问叫“钱学”，他始终不同意的。这是一点。
另一点呢，钱先生生前对“记忆”两个字有调侃，他说在文艺创作中“记忆”往往不丰富，但是一到回忆的时候，回忆前几年十几年前的事情的时候，这个记忆往往丰富的令人可惊、可喜、可怕。所以他对于回忆本身保持怀疑的态度。他讲的是种道理。
我大概1960年进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按照当时进所的规定，我是个刚刚进所的研究人员应该配备一个指导老师，我非常荣幸我的指导老师就是钱先生。当时写了研究计划，进行计划上的指导。我始终不敢认他是我的老师，因为在他的面前我觉得自己，虽然现在我已经年纪大了也是读书人，自己在老师跟前的差距还是很大，我始终不敢认他是我的老师。

他呢，也说不是我的先生。我的第一个文集出版的时候请他给我题签，在给他的信里面也说了：我在从学的道路主要受您的影响，所以第一个论文集想请你题签。但是他信里却说：“吾友明通之识，缜密之学，如孙悟空所谓自家会的，老夫何与焉。”就是说跟他没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往往是这种关系。
但是我今天来讲这个是有重要意义的。钱学发展到现在，真正对钱先生的意义、认识我觉得还是没有充分的展开。钱先生这个人物在20世纪的出现，对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他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意义在什么地方？还没有充分的阐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有胆子来讲讲钱先生，今天讲呢，我主要谈谈十多年跟他的接触，主要是他的教育，就意义这点来谈一谈。但是我要申明，大家对钱先生的研究包括两方面：钱先生其学和其人。
他本身是个性特点非常鲜明，非常有性格魅力的老学者，大家对于个人为人的兴趣会比对学术的兴趣更大。因此在关于钱先生的事情的传播中，本来传播学就是发展变异的过程，很多于钱先生本来的情况有出入的地方。所以我也不敢随便讲，我还是想讲有根据的事情。
既然这样，还是有一个中心，就是选择钱先生的学术性格和学术特点。我讲四个字。
如果有人问我钱先生的学术性格和学术特点，只用一个字概括。第一个字说的话，我选择——“博”。
博：广博、渊博的博、博闻相知的博，这个钱先生的特点学术圈子都公认的，都认为他是少见的古今中外各方面的知识，具备那么丰富的知识是非常少见的。

现在对钱先生整个文化创造的定位，可以进行各个角度的定位。比如最一般的人，通过《围城》，围城是个小说，也可以是《人鬼兽》，《写在人生边上》这些散文去了解他，他是散文家；也可以从《宋诗选注》，谈艺录上了解，这样诗歌选本来了解他，钱先生是做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也可以从《槐聚诗存》，钱先生写的旧体诗，他也是传统诗人；也可以从他生前做大的巨作《管锥编》里去了解他，对中国古今文化，也可以说用中西结合的方法的博大精深的大学问家。所以他的社会角色定位是多方面的，学者诗人小说家散文家等等；那么他学问收集的面有中国传统学问、西洋的学问；他对外文熟悉的程度，恐怕在国内老辈里面除了陈寅恪之外没有其他人比得上他，他的英文是最好的，其次是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还有西班牙文都懂都能用，还有拉丁文。
如果钱先生一生当中的遗憾的话，钱先生从学的道路他首先是靠近清华大学的外语系，后来是出国留学是英国的牛津大学，法国的大学，学的是外国文学，回来以后在中国的几所大学读得是外文系。1952、53年院系调整，进的是外国文学研究所，跟杨绛先生是在一起的。
所以他的学问成果最丰富的应该是外国文学，他的确也是在外国文学做了很大的积累，正在出版的钱钟书手稿集，一共是有是40-45册，其中外文的笔记本有221个，但是他专门的外文著作是没有，这个当然遗憾，是时代造成的。钱先生学术范围之广，从时间来说是古代现代，他对现代的了解也是很深的，所以知识的面是这么广阔。
我刚到文学所跟钱先生有共同的研究项目，一个是编写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编写的时候是分三个小段进行的，唐宋一前后隔一段，唐宋自己是一段。唐宋段的负责人是钱先生，我是成员，跟在他身边学。另外个集体工作就是《唐诗选》钱先生跟另一位先生负责。以后我们搞运动啊，就接触的面来说是更深入的。
在多次接触当中，每次跟他谈话，可以说我个人的治学道路是由钱先生为我打开治学之门，在钱先生的谈话中比我上大学，或者跟其他先生学到的教育要多得多，才知道学问的海洋有多么高多么深。

讲个简单的例子：有次我到他家里去，有事情。他说你来了，我最近花了两个星期把《十三经注疏》温了一遍，这话他说起来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我是大吃一惊了。十三经注疏是什么概念呢？是把中国古代的儒家的十三部最重要的经典，比如诗经啊、易经、春秋三转啊，论语孟子，进行注释。这本书的分量是怎样的呢？现在中华书局有印影本，上下两厚册，2000多页，每一页有3页宪章本把它补起来的，总数是8000多页的大书。他说他花了两星期温了一遍，我是非常吃惊的。因为我这样的，完全是大学中文系科班出身的，我要花多少时间把十三经读一遍呢？他是花了两个星期温了一遍，当时我还不理解什么是温，现在看到钱先生手稿出来了。他跟我讲他温了一遍以后发现了好东西，那么这个“好东西”可以再手稿集里面看到痕迹，也可以在《管锥编》里面找到痕迹。我后来发现，钱先生一生的治学道路，他将这个话得后面有非常深刻的背景：他已经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公司，简单地说就是童子功。
大家也可能听过这个传闻，钱先生是无锡人， 他刚刚出生那天，有个朋友送了一本书，叫《常州先哲丛书》，钱先生原来就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钱基博也是很有名的国学大师，送给钱家，钱家很高兴，钱先生原来的名字取名仰先，最早的学名叫这个。常州地区的先贤，都是有学问的。
生日那天，过了一年小孩做周岁，南方有个习惯要“抓周”。今天上午讲红楼梦，不是说到贾宝玉抓了个胭脂嘛，这么小喜欢小女孩玩的，贾母就不高兴。钱先生呢，一岁的小孩抓了一本书，所以他的名字叫钟书，“钟”是他们排行的那一辈，钱先生的堂弟是东南大学校长，钱钟韩，钱家出人都是很有名的。

钟就是钟情的意思，这么个小故事象征着钱先生一辈子跟书结下了不解之缘。真是一辈子，读书、写书、研究书。刚才我讲到了解家里面钱先生童子功的情况，就对于钱先生花了两个星期把十三经温了一遍就非常好理解。钱先生小的时候就对中国的经学，清华大学非常扎实的基础。
钱先生的父亲钱基博，曾在1935年的时候，钱先生还是清华大学的大学生，钱基波先生把他读清人集子的笔记，在他任教的上海的光华大学发表，有段引言，他说儿子钟书能承家学，我们父子俩对明清人的笔记的阅读，今天海内没有超过第二个人，什么叫笔记呢？就是经史子集，集部就是作家的集子，明清人的两朝的笔记目前为止海内度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父子俩，如果后来有人把我们读笔记做的笔记整理出来，堪比钱竹汀的《十驾斎养新录》，是清代的人，是非常有名的学问家。他说我们父子俩，我们的成果可以相媲美。
那时的钱先生只有25岁还在清华大学读书。原来我在复旦大学的时候想跟大家讲讲《大学生时期的钱钟书》。想用这个内容跟今天的大学生有个激励，他的知识结构，关注的面，他的学问程度在什么程度，而我们今天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知识结构怎么样？
钱先生在清华从19岁到23岁读书期间，四年，他已经在当时著名的刊物上《大公报》，《新月月刊》，清华的周刊上面已经发表各类文章，今天查到的共19篇。除此以外，还有各种性质的不同文章，他替她父亲的朋友现在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写的一篇《国学概论》，钱穆请钱基博写序，钱现身说这篇我不写了，钟书你来写吧。19岁的钟书代写了这篇序，这篇序就是与众不同。写序都是主题先行，总是要夸赞书和作者。钱先生就不一样，他说钱穆先生的《国学概论》写的不错，我就专门评价你的第9章：清代考据学，就是清代学术史。他说你这写的还是不错的，但是你讲清代学术史的起源，讲到了顾炎武，没讲到这个更远的人，结尾的时候讲到于，没有讲到陈迪，不周全。
书里引了梁启超的话，对梁启超的话理解也有缺点，等等。这篇序给钱穆先生看了，也不以为有冒犯，序还是照样发了。钱先生又写了一篇，对他的意见表示认同。
钱先生在19、20的时候，已经跟当时一流的国学大师平等对话。这样的情况在以后的学术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的学问根据一般的学术水平有很大的差距。这点先生看到一些文章，对钱先生有批评，在批判当中，对你上世纪的学术大师应该有更多的了解，批评才能符合实际。
比如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也可以说一说。钱先生《管锥编》里引用很多词学的材料，中国的唐代诗歌和宋明的词，都是中国文化的瑰宝。这位先生花了很多的心思来检查钱的管锥编和谈艺录上面引到的中国的词，引到词的部分文本上的不足，他后来就总结：钱先生其他的学问很广阔，唯独对词涉猎不广，措意（就是注意）较少。

这样的批评，就因为后一辈的人对前一辈的人有隔膜，钱先生可以批评，你要批评他是不容易的。钱先生的管锥编和其他一些书，钱先生之所以会发生错误，现在手稿集出来就发现，因为钱先生有一个特点：他是博览群书但是他不藏书，很少有书。到他家里面就是客厅有点书，里面有两个书柜，客厅里主要留钱基博留给他的珍贵的手稿，来往的信件，还有就是碑帖，书法的碑帖，再有就是工具书，特别是英汉大字典，钱先生是读破了好几部英汉大字典，为什么会读破呢？就是说他从A 一个一个读下来，一边读一遍批，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他的几部英汉大字典都是批得密密麻麻。曾经英国有出版社想用高价来买他的字典批本，钱先生不卖的。
所以他是家里面什么都看，但是他不藏书，因此他的著作首先第一道工序是他的札记，手稿集的前三卷已经出来了，密密麻麻的字体。他看书的时候需要的材料就抄下来，现在整个手稿集有四十卷到四十五卷，这个量是非常大，仅仅现在印出来的三厚册，里面他已经编了号，是802册。这是他过世后对学术界很大的贡献，“钱学”是开放的体系，还未完整。
像这样的大书，他就记下来，然后转化成为他的正式著作。因此在转化的过程中，这位先生提出的问题，原因很简单：一部书出版的时候最后的工序，什么呢？就是作者或编辑把书中的引文在核对一遍，比如词的问题，只要一本全宋词，把它和随意变就好了。字的错误的问题可以马上纠正，这些是非常简单的工序。钱先生之所以引文有些缺点，原因就这么简单，就是缺少最后一道工序。这些应该是我们学生辈做的，核对一遍就可以，不能把这个问题马上就说，钱先生对词涉猎不广，错译不少。结论和问题是不符合的。

这个先生之所以有这个结论也有点道理。因为钱先生喜欢写旧诗的，但的确现在也没发现钱先生写过一首词的，是不是他对词的兴趣不是很大，对诗歌非常多，但是他跟实际情况不符。因为我曾到钱先生家里面，那天钱先生正好在看《全宋词》，中华书局出版的，重看宋人词，说明他已经看过了，就把重看的过程当中的意见就写下来，这个稿子整理出来可能要到四万字。
这么一个情况：现在年轻人搞学问，因为钱先生以前评价很高：文化昆仑，有个时期对他的学问有点商量的地方，商量是应该可以的，钱先生也并不拒绝别人批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