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一位染毒刑警的人生轨迹，一个真实的故事。

2017年1月5日，宋名扬来到大兴精神病院戒毒大楼购买安眠药和戒毒后的辅助治疗药物。近20年来，老宋都数不清这座戒毒大楼他来过多少次了，“医生、护士都成了熟人，连原来的院长都退休了。每次挂号买药都要花上630元。一年下来光药费就得近3万。”

2010年8月，宋名扬服刑时，分局停掉了他每个月的退休金。2014年7月才重新以生活费的形式每个月发放2900元。然而就在发放生活费一个月后，因为某些原因，分局停发了他的生活费，直至今日。2017年1月27日，宋名扬一夜未眠，又拿起纸笔给领导写申诉材料，“3年了，每次去分局找领导反映都无功而返。每逢年关更觉得过不去”。

因为吸毒，宋名扬的身体落下很多毛病，“心脏不好，记忆力衰退，常常说了上句忘记下句”。因为吸毒，他的臀部肌肉溶解，冬天多穿几条裤子尚且能坐下来，夏天根本没法落座，夜里无法躺着睡觉，“吃再多的安眠药也没用，只能成宿成宿地想自己的那些事儿”。他也想过用一针过量毒品，“在最后的快感中了结自己”，又担心年迈的老父母，更怕儿子背负一生骂名。

整夜整夜睡不着的时候，宋名扬就去家附近废弃的铁轨上跑步。昏黄的灯光下，他一边跑步一边大喊，喊完了，“心里就不会那么堵得慌”。几年下来，这段一共1203步的铁轨于他而言已经变得不能再熟悉。

快过年了，宋名扬将家里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他跟家人尤其是儿子交流甚少，父子打照面时老宋问一句：“上班啊？”儿子不管去哪都只“嗯”一句。10年前，儿子摔碎家里碗盆大骂他的情景，宋名扬至今历历在目。“你从小管过我吗，你给家里带来了什么，就知道抽大烟。”那天他躲在厕所里哭了很久。

2017年1月27日，大年三十，宋名扬难得早起，准备去接妻子回来过年。妻子住进精神病院后，每年年三十到年初五，他都把妻子接回来，“早上接，下午再送回医院”。宋名扬说以前家里过年很热闹，一家人团圆吃完年夜饭看春晚，“年三十夜里女的什么活儿都不用干，全由老爷们儿承包”。他第一次出狱后家里再也没放过鞭炮，连他每年最期待的公安部春晚也停办了。

生活费一直停发，宋名扬开始日益担忧自己的生计。有人看中他的刑侦能力，曾想请他做私家侦探，但他认为“这没有法律保护”；想做些小生意，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摊位，更看不惯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今年宋名扬计划做家用电器维修，却拿不出20万元的启动资金。“以前从不看重钱，这几年越发觉得困难，我希望自己能自食其力，如果好心人愿意帮助，将来必定有借有还。”要强的他第一次向现实低了头。

偶尔，宋名扬会去家附近的一个小商店坐会儿，逗逗店主的孩子。只有这时，他才会露出笑容。“一对20出头的年轻夫妻，带着一个一岁的孩子，两人日子虽然苦点，但有奔头啊，踏踏实实多让人羡慕。”儿子已经28岁了，“社交能力欠缺、轻度自闭至今没谈恋爱”，他担心自己看不到孩子成家生子的那天。

宋名扬至今珍藏着过去的日记本，1983年，20岁的宋名扬收到了警察录用通知书的那天，激动的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今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由于本人的努力，我被北京市公安局录取了。在我人生的道路上，从今天开始就翻开了光辉的一页，我也将为我崇拜的事业去奋斗了。是英雄，是狗熊，走着瞧吧”——自信与豪情几乎要溢出纸面。

2017年2月，宋名扬来到家附近的教会，他并不信教，他一直未曾忘记自己曾是党员和警察，“但待在教会里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困难和告解，内心好像也能得到一点点平静”。 宋名扬的代理律师曾问过他，如果时间能够倒流，重新回到1996年5月那个卧底染毒的日子，他会不会做另一个选择？宋名扬毫不犹豫地说，他不后悔当初的选择，“我一直以为我会牺牲在工作岗位上，那样多好？留给家人的就不会是现在的屈辱而是光荣。”

2017年3月6日，在车上，宋名扬接了一个哥哥打来的电话。他说哥哥极少给他电话，今天他在家庭群里分享了一段向主求助的诗歌，两人谈论起迟迟无法解决的生活费，“我哥觉得本该家人来支持我，为什么要求上帝怜悯、救助。”说完这句话，宋名扬再也无法抑制地啜泣起来，这是54岁的他第一次在我的面前哭。

这个故事贴希望大家喜欢，这种英雄我很喜欢就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