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年鉴史学派提倡“长时段”地看待历史，他们认为每一个事件，每一种迹象的发生，其深远的文化意义和持续的影响力，绝非在事发进行时就可以评析清楚。看待历史如此，对一代人的某种行为特质的评判同样应当如此。当时间将我们与其拉开一段距离之后，你会发现，有点沸反盈天的段落，却只是岁月中一段短暂的插播，除了充当当时的谈资，别无所长。

作为“80后”的杰出代表，作家张悦然近日在个人博客里对“80后”进行了“掘地三尺”的批评。张悦然说，“80后”发誓要与父辈陈旧落伍的生活划清界限，这一代人听着欧美摇滚乐，看着村上春树和杜拉斯的小说长大，念书时候连一块橡皮也希望是舶来的。舶来的精神，舶来的物质，用它们装点自己。“80后”一代是“媚”的一代，“媚”可以使他们日新月异，却使他们从来没有一块自己耕耘和浇灌的土地。 
张悦然略带焦灼感的自省中，简单地将“80后”划分为“媚一代”，只会让人忽略蕴含在这一代人中的多元化韵味。当然，置身于再优秀的群体中，每个人也都有权利审视自己。只不过需要警惕的是，一个人在自我褒扬时多少会不好意思，而一旦颂扬起身处的群体来，完全可以声震屋瓦——褒扬如此，自省也一样。有鉴于此，我们欢迎张悦然破壳而出的自省姿态，但不喜欢她以一代人的名义去自省。

有关“80后”的任何风吹草动，时下都可以构成媒体视野里的公共话题。张悦然投出这一颗自我批评的小石子后，果然引发了新一轮热议。但是，在我看来，张悦然是“80后”代表，可她的自省并不能代表“80后”。 
 “80后”果真是“媚一代”吗？张悦然基于自身经验有此判断，这不能全怪张悦然。长期以来，拥有话语权的社会精英们对“80后”的观察，只看到了他们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放开的体制束缚为其提供了更为优越的成长环境，却忽视了他们还是生活在中国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大时代背景里。

很多时候，一提“80后”，代表人物准是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他们身上张扬的、自我的、聪明的精神特质，看上去似乎足可涵盖整个“80后”的代际特征。然而，很少有人注意过，“80后”的代际标签里，也有“贫”和“富”的迥异。去年，媒体关注过一个叫郑小琼的“80后”女孩，可是，如果不是郑的打工诗歌受到“人民文学奖”的惠顾，恐怕这位打工妹很难进入公众视野。而事实上，类似郑小琼等生活在困窘之中的“80后”，并不占这个群体的少数，他们的成长途中，享受不到村上春树和杜拉斯带给他们的小资情结，他们念书时没有“舶来的橡皮”，成年后可能只能在某个制造业车间的流水线上流汗。可是，在一些强势人的目光里，这些人身上的独立、担当与奋斗的精神，却往往只能沦为这个群体的点缀。

这就是大众文化的“势利”所在。此番自省事件，张悦然没有突破势利文化的覆盖，目光所及尽是“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精英”们，以偏概全地写下“80后就是媚一代”的判词也就不足为怪了。 
 事实上，张悦然的“自省”不只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法国年鉴史学派提倡“长时段”地看待历史，他们认为每一个事件，每一种迹象的发生，其深远的文化意义和持续的影响力，绝非在事发进行时就可以评析清楚。看待历史如此，对一代人的某种行为特质的评判同样应当如此。对于一部分80后对“舶来”趋之若鹜的“进行时”，在鲜有事实能证明它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时，现在下判断还是有些太早。当时间将我们与其拉开一段距离之后，你会发现，有点沸反盈天的段落，却只是岁月中一段短暂的插播，除了充当当时的谈资，别无所长。 
 在张悦然对“80后”一代的自省中，还毫不吝啬地把赞歌唱给了70年代人。她说她仍旧记得70年代人的青春有着鲜明的轮廓，相比之下，“80后”的整个青春期的感知都是非常虚妄和空泛的。

张悦然略带焦灼感的自省中，简单地将“80后”划分为“媚一代”，只会让人忽略蕴含在这一代人中的多元化韵味。当然，置身于再优秀的群体中，每个人也都有权利审视自己。只不过需要警惕的是，一个人在自我褒扬时多少会不好意思，而一旦颂扬起身处的群体来，完全可以声震屋瓦——褒扬如此，自省也一样。有鉴于此，我们欢迎张悦然破壳而出的自省姿态，但不喜欢她以一代人的名义去自省。